鄒陽，漢族人，臨淄人，西漢文學(xué)家、散文家。漢文帝時，為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于世，吳王陰謀叛亂，鄒陽上書諫止，吳王不聽，因此與枚乘、嚴忌等離吳去梁，為景帝少弟梁孝王門客。鄒陽為人有智略，后被人誣陷入獄，險被處死，在獄中上書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命釋放，并尊為上客。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jīng)濟逐漸恢復(fù)發(fā)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承秦之衰，為了迅速恢復(fù)被戰(zhàn)爭破壞的社會經(jīng)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xué)說，實行無為而治。大約于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等先后應(yīng)聘至富庶的吳國。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實力已經(jīng)相當強大，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
鄒陽至吳之后，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jié)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guī)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fā)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
盡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睆摹吨G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quán)的不可逆轉(zhuǎn)，具有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思想。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zhàn)國游士的風(fēng)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聯(lián)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cè)”為名，發(fā)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梁國。梁孝王劉武為漢景帝同母弟。在七國之亂時，梁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tǒng)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quán)勢“擬于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梁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梁孝王在謀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余人。
起初，梁孝王謀議殺袁盎等大臣時，鄒陽持反對態(tài)度。羊勝、公孫詭本來嫉妒鄒陽之才，于是就利用機會向梁王進讒言，導(dǎo)致鄒陽下獄論死。鄒陽恐死而負累，留下惡名，為后人所詬病，就從獄中上書梁孝王，即《獄中上梁孝王書》，以自我表白。這是一篇為自己辯誣的作品，鄒陽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聽信讒言將其下獄，若直說自己無罪，則等于直斥梁王昏聵，處境將更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將梁孝王偏信讒言說明，則又無以自白無辜。為此，鄒陽采用了高超的表達技巧，首先拈出“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從“忠、信”二字入手，避開正面指斥，廣征史實，論“讒毀”之禍，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跡。接著，從知人與不知人處落墨，說明要知人就不能聽信讒言，而應(yīng)警惕黨人橫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為證，勸諫梁孝王真正信用賢才，“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為所用。該文比物連類，文采飛揚，詞多偶儷，語意層見復(fù)出，情意懇懇；又鋪張揚厲，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給人以戰(zhàn)國縱橫家的韻致。雖然文章所論忠信，觀念陳舊，但仍不失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觀止》。
梁孝王看到鄒陽的上書大受感動，馬上釋其出獄，并向他深詞謝罪。當時，梁孝王派人刺殺袁盎等大臣的陰謀已經(jīng)敗露，招致漢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滿。羊勝、公孫詭被迫自殺，梁孝王也膽顫心驚，深恐朝廷追究。
在這危急關(guān)頭，梁孝王覺得鄒陽可用，就令其攜帶千金，設(shè)法不讓朝廷追究自己的責(zé)任。鄒陽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計見稱的齊人王先生，受其指點，趕赴長安，見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長君。鄒陽雖為梁孝王說項，卻處處站在王長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聳聽，終于說服了他。然后王長君出面，說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