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江南制造局在長江上來來回回還沒跑上幾趟，立刻引起了各國有關方面的主意，論及此事，沈哲不得不承認，江南制造局這幾年雖然一直在做虧本生意，造出來的槍炮器械也不盡如人意，但這些都是因為體制問題，真要辦實事，江南制造局的高層還是很有水平的，雖然跑長江水運得罪西方各國的商人是必然的結(jié)果，但是他們至少還知道哪些可以得罪，哪些要得罪的少一點，比方說在英美勢力集中的區(qū)域，江南制造局的船只就很少停泊。
不過，市場只有那么大一點，江南制造局既然是得了上頭的指令有朝廷撐腰自然不會讓自己吃虧，如果讓英吉利、美利堅這些西方友好國家少吃點虧，自然就得讓法蘭西和沙俄這些不怎么受到朝廷待見的國家多吃點虧才能保持市場的平衡穩(wěn)定。
這么一來，沙俄還好說，作為歐洲社會一枝奇葩的他們，一直以來都是特立獨行地熱衷著華夏的土地資源，所著眼的并不是中國長江這一片的利益，而是與他們毗鄰的東北，就算在長江沿岸真有幾個生意人在做買賣那也是夠不上勞煩政府出面的小人物，而法蘭西就不一樣了，對于此時此刻的西歐國家，尤其是像法蘭西這樣以金錢為經(jīng)濟主體的高利貸帝國主義國家，你可以瓜分他們的土地，可以剝削他們的主權(quán)，但是絕對不能輕易動他們的錢袋子。
起初，事情并沒有鬧到要兩國政府交涉的地步，在法國人眼里，清帝國的政府向來都是有求必應，作為政府的一個下屬單位的江南制造局更加不會太硬氣，稍微給點壓力，不怕他們不繳械，讓出長江航道的市場，如果實在不行，真碰上了幾根“難啃的骨頭”大不了和英吉利等國的商家聯(lián)合起來，對長江航運業(yè)進行壟斷，從而通過商業(yè)競爭使江南制造局自動出局。
但是中國是一個復雜的國家，上行下效這種事情并不是所有時候都有用，朝廷的態(tài)度很多情況下只能代表皇帝個人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在一個王朝的衰落之時，皇帝能控制住中央幾個機構(gòu)里的京官就已經(jīng)不錯了，更別說左右各個地方的意念。
這些江南制造局的高層們雖然有一些是曾經(jīng)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中與洋人有過友好合作的淮軍成員，但即便是養(yǎng)一些人，好歹也是讀著圣賢書出身，在鴉片戰(zhàn)爭中形成對西方的整體印象，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磨練成熟，對洋人不說是恨之入骨就是他們慈悲了，他們中本來就有不少人是經(jīng)歷過軍隊磨礪的，平時一直是迫于無奈，對洋人的囂張行徑一忍再忍，這回好不容易有一個他們可以對洋人說不的機會，當然要將自己的怨憤爆發(fā)個痛快。
因此不管法蘭西在交涉中是威逼也好，利誘也罷，就是咬緊牙關，滴水不讓。
第一方案宣告失敗后，法蘭西人很快開始實施他們的B計劃，在他們看來，雖然自己和英國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多有摩擦，并不愉快，自己也的確做了一些不厚道的事，但是他們一同賺取遠東利益的想法是沒有出入的，相比較東方人而言，他們這些高加索人種怎么說也是同祖同宗的親戚，沒道理在外人面前說兩家話，當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不也是合作歡樂。
可這次英國人卻偏偏是和江南制造局一樣一反常態(tài)，不但要和法蘭西說兩家話，還要胳膊肘朝外拐，愣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利益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傷。
法蘭西本來以為自己做足兩手準備必然是萬無一失，沒想到兩邊的“木桶”統(tǒng)統(tǒng)被人給戳成了“竹籃”再打水肯定是一場空，心中窩火可想而知，而且法蘭西這火氣醞釀了不只這一天兩天，而是自打在七年戰(zhàn)爭中敗給英國就一直在發(fā)展壯大。
雖然在整個近代過程中，法蘭西的國際地位一直不低，不能數(shù)一，但絕對是“數(shù)二數(shù)三”的隊伍，而在歐陸境內(nèi)能跟法蘭西相較伯仲間的沙俄和德意志，前者有“硬傷”，后者“情緒”不穩(wěn)定，可以說，如果不出意外，法蘭西在整個歐洲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還是能坐穩(wěn)的，這個位置要是被安在了波蘭或者瑞士、意大利的身上，肯定足夠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樂不可支，但是奈何同樣的榮譽碰上法蘭西給自己的心理定位，一下子就成了恥辱。
曾經(jīng)的法蘭西是何等風光，即便是至高無上的教權(quán)到了法蘭西的境內(nèi)也只能屈服在法國皇帝的權(quán)威之下。他們的路易九世被譽為歐洲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完美怪物”，他們的路易十四更是讓整個歐洲都感受到了“太陽王”的威嚴。
可是，自從工業(yè)革命開始，他們的地位是一降再降，在和英吉利的較量中一敗再敗，好不容易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了個拿破侖橫掃歐洲大陸，大有匡扶法蘭西的榮耀之態(tài)，但是好景不長，這短暫的輝煌猶如南柯一夢，一場滑鐵盧戰(zhàn)役，犯法聯(lián)盟將這個小個子科西嘉人的氣數(shù)磨滅殆盡。
到這個時候，法蘭西再不濟也還是個歐陸第一強國，海外殖民地不如英國多，但絕對不少，可是到了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情況就大為不同，首先普魯士統(tǒng)一德意志地區(qū)，大有和他一爭雌雄的勁頭，兩方的戰(zhàn)爭已是箭在弦上，既然不得不發(fā)，自然是先下手為強，但是先下手并未讓法蘭西搶得先機，如紅日初升的普魯士勢不可擋，愣是讓法蘭西在凡爾賽的鏡廳簽訂了停戰(zhàn)協(xié)議，停戰(zhàn)的條件是當時在遠東頗為流行的割地賠款。
賠款好說，以金融見長的法蘭西當局并不缺錢，在自己的困難時間借給沙俄六百萬法郎的貸款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自然不會欠普魯士的債，真正傷及法蘭西筋骨的是“割地”，法蘭西算得上是地廣物博，但這是要以歐洲的總體水平而言的，從客觀角度來說，整個西歐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他國土面積再名列前茅還能大到哪兒去？偏偏這德意志政府雖然年輕但是眼不拙，一伸手就按住了煤、鐵資源豐富的阿爾薩斯和洛林這片適宜發(fā)展工業(yè)的溫床不肯再撒手。
另一方面,法蘭西在遠東的擴張也并不順利，眼見著中英美德各方打得越來越火熱，東南亞的勢力又被英吉利虎視眈眈，偏偏自己是一點辦法也拿不出來，這次倒好，連清政府下面的一個小小的江南制造局也可以和他們叫板，要是再不拿出點行動讓他們臉往哪兒擱，著法蘭西的國際地位如果下降，那法蘭西商會強有力的后臺就不復存在，將來想在遠東擴張勢力更是舉步維艱。
因此，當即和法蘭西駐華大使取得聯(lián)系，陳述利弊，請求由法蘭西駐華公使出面，直接給清政府施壓，借此打壓江南制造局，法蘭西駐華使館對于本國商人的利益一向是有求必應，立刻要求清政府敦促江南制造局撤出在長江流域運行的所有商船，讓出航道，并揚言，如果清政府當局不給出一個滿意的答復的話，法蘭西駐華大使館將及時發(fā)電報回國，請國內(nèi)定奪。
所謂“定奪”，其實就是明擺著說，再打過來一次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已經(jīng)熟門熟路了。
一提到打仗，對清政府當局來說就成了一件大事，而此時的乾清宮弘德殿中除了載淳之外的所有人眼里，這場大禍的責任承擔人應該是沈哲，而且，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僅憑這個在朝野中還沒站穩(wěn)腳跟的年輕人是難以把這個失誤彌補妥當?shù)摹?p> 因此，無論是荀同慶還是李鴻藻，甚至是恭親王都認為沈哲看完這份奏折時的表情應該是驚恐萬狀，跪下請罪才對，但是，他們至始至終都沒有在這個少年的臉上看見一點懼怕之意，甚至連眉心都不曾皺一下，比看《論語》還平靜淡然，唯一的反應就是在合上奏折的時候輕笑了一聲然后喃喃自語了一句：“法蘭西啊。”
而且這就這短短的四個字還帶著些許輕蔑，好像從他最終說出來的國名不是十幾年前才直入紫禁城，燒了圓明園的法蘭西，而是仍對大清俯首稱臣，毫無威脅的高麗、暹羅之流一般。
載淳皺了下眉頭，憑載淳跟沈哲的交情和對其的了解，自然不會像在場的其他人那樣天真地等著看沈哲會如何出丑，不過在他的想來，沈哲雖然會顯得自然平靜像是什么事都沒發(fā)生那樣，但至少也得給他來個語出驚人，一句話點破其中奧妙，讓整個問題迎刃而解才對。只有這樣，才夠得上當今圣上首席幕僚的身價和載淳對他的寄望。
可是，這個在載淳和他母親西太后眼中的周公瑾在世的才子謀臣卻僅僅甩出了這四個毫無分量的字眼就沒了下文，著實是很調(diào)他的胃口，于是不無威嚴地道：“沈卿家，你這是什么意思？”
沈哲仍是一臉玩世不恭地笑意，沒有一點要收斂的趨勢，淡淡道：“如果我大清還是這么要買法蘭西的面子的話，英吉利那趟不就白走了嗎？”
載淳瞇起了眼睛作思索狀，沈哲的話他是聽明白了，反正大清已經(jīng)跟英吉利簽訂了秘密同盟條約，跟法蘭西和俄羅斯翻臉也是遲早的事兒，倒不如趁此機會和法蘭西做個了斷，這個算不上是辦法的解決方案理論上說不是不可以，但載淳總覺得心底有些懸得慌，似乎是直覺告訴他，要和法蘭西一刀兩斷還為時過早，具體是什么原因，他卻一時沒想到。
好在這個房間里，持這種觀點的不只載淳一個人，而這個人對此事的認識層面可比載淳要深刻得多。
只見一直面色無悲無喜，始終保持沉默的恭親王奕上前一步啟奏道：“臣以為，此時言及與法蘭西決裂為之尚早，貿(mào)然決斷，說不定會置我大清于險境?！?p> 載淳一聽來了興趣，做出一個“請”的手勢“六皇叔但言無妨?！?p> 恭親王沉吟片刻道：“依臣愚見，我大清雖與英吉利簽訂同盟條約，但彼此仍缺信任，英吉利的確欲借我大清之力南向以制法蘭西于緬甸，暹羅；西向以掣肘沙俄于西域各國，卻也都不急于這一時之功，此時，我大清若與法蘭西為仇，英吉利雖不至于倒戈而向法蘭西，卻也多半是處于中立，兩不相干，未必會助我大清一臂之力，若是法蘭西對我大清兵戎相向，北方之沙俄也必然會來與法蘭西‘分甘同味’，如此，我大清之危則決不遜于十余年前之境。更何況，法蘭西方面只說是請國內(nèi)定奪，我大清貿(mào)然以武備境，防范法軍，此理虧則在我大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