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亦暫時打住對南越王墓的想法,沒有省府的推動,就算他真的說服了楊式挺,僅以省博的力量很難發(fā)掘這樣的大墓。
畢竟整座象崗山頭全部為一個單獨墓葬所有,墓葬是將象崗挖空,以山為陵而建。
這種巨大的考古發(fā)掘工程,沒有強力部門推動,僅僅是地方考古部門牽頭是很難完成的。
在象崗山轉悠一圈,蘇亦就跟沈明離開,繼續(xù)下一站。
下一站是五仙觀的嶺南第一樓,
在穿過五仙古觀后殿,就看到一幢朱紅色的古樓,這就是嶺南第一樓。
之所以被稱為嶺南第一樓,是因為它建得早,個比鎮(zhèn)海樓建得還早七年,以17.5米的高度成為當時嶺南建筑的第一座高樓,因此被稱為“第一樓”。
跟被稱為天下第一樓的黃鶴樓相比較,嶺南第一樓真不高,也就兩層高。
但,在羊城卻名聲在外。
此時的五仙觀,沒有后世的大修,有些破舊,卻多了幾分仙風道骨的氣息。
蘇亦在這里畫了幾幅建筑素面圖,按照慣例拍攝照片,然后離去。
第二天,則去了光孝寺跟蓮花山古采石場。
光孝寺是第一批國保單位,光孝寺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光孝寺是嶺南年代最古、規(guī)模最大的古剎,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策源地之一。
高僧慧能曾在該寺的菩提樹下受戒,開辟佛教南宗,稱“禪宗六祖”,高僧鑒真第五次東渡RB時,被颶風吹至海南島,然后來廣州,也在此住過一個春天。
其實,光孝寺跟省博的淵源很深,在省博老館沒建成的時候,省博就是在光孝寺內(nèi)的,直到58年省博建成才搬遷。
光孝寺的故事很多。
文物史跡更多。
大雄寶殿是東晉的。
洗缽泉是南朝時達摩開鑿的。
瘞發(fā)塔、石經(jīng)幢是唐朝的。
千佛鐵塔是南漢的。
甚至還有宋、明時期的六祖殿、臥佛殿,以及碑刻、佛像、河子樹、菩提樹等,都是珍貴的佛教遺跡遺物。
這對于研究我國佛教史,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
如果不是時間有限,蘇亦都可以在這里待一整天。
其實,這個時候,光孝寺還隸屬省博,不少的省博職工都住在光孝寺里面,除此之外,省博對光孝寺的宣傳不從佛教出發(fā),而是把定性為古建筑去宣傳,強調(diào)它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宣傳效果不錯。
所以,后來光孝寺被移交給宗教管理部門,對于省博的打擊挺大的。
他的導師宿白先生可是國內(nèi)佛教考古第一人,對佛教建筑有著極深的造詣。
之前,蘇亦都是在瞎逛。
唯有佛教建筑,佛教考古才是他研究的專業(yè)方向。
當然,宿白先生對石窟寺的造詣更深,傳統(tǒng)的佛教建筑跟石窟寺相比較,終究差了一些沉淀。
不過,他現(xiàn)在還沒正式進入北大,宿白先生對他也沒有過多要求。
這樣一來,蘇亦隨便浪。
除光孝寺,六榕、海幢、華林寺蘇亦也都跑個遍。
廣州四大叢林,一個都不缺。
甚至,他還跑去蓮花山觀看古代采石場。
他不是研究地質(zhì)學的。
過來這邊,純碎是湊熱鬧。
再過幾年,南越王墓被發(fā)掘,夏鼐先生過來廣州視察的時候,就會給這里題詞“蓮花山古采石場遺址”,然而,此時沒有夏鼐先生的題詞,這個古代的采石場依舊雄渾大氣,讓人震撼。
幾乎在外面浪了一周,把整個廣州城逛了一圈后,蘇亦返回省博的時候,已經(jīng)多了一本圖文并茂的廣州城重大的文物現(xiàn)狀調(diào)查報告。
甚至,他一個人就把出版編輯的活都給包圓。
封面字體是他用隸書寫的藝術體,圖片,除了照片,還有手繪建筑圖,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文獻引用。
這一點,蘇亦也是參考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釋部分比正文還多。
恰好,蘇亦這段時間多多少少也翻看了不少文獻,結合二十四史以及地方志,描述這些古建筑、古城墻、古寺廟、古遺址的前世今生,對于他來說,都不是什么問題。
在沒有百度百科的時代,這些資料性的工作實在太重要了。
當他把調(diào)查報告上交給楊式挺的時候,楊隊長也驚訝不已。
尤其是黃副館長更是滿意蘇亦的調(diào)查報告,當場就特批了20塊錢給當獎勵。
20塊啊。
巨額經(jīng)費了。
要知道他考上北大研究生,五邑教委也才給他批了100塊的復試經(jīng)費。
五分之一的復試經(jīng)費,真不少。
要知道現(xiàn)在的腸粉,也才幾分錢。
夠買好多碟腸粉。
不過這是后話。
蘇亦完成調(diào)查報告之后,也要回歸省博的日常工作之中。
楊式挺這個他在省博實習的帶教老師,也開始給他布置學習任務了。
讓他開始深入的了解石峽文化的材料,比如修復陶片,給陶片排隊,然后選擇某一個重要的方向繼續(xù)研究。
比如,除了陶器之外,還有史前玉器、琮、璧、鉞等等,這些方面,都可以單獨稱為一個研究方向。
雖然,蘇亦還沒有到省博之前,就已經(jīng)多次聽蘇秉琦先生提起石峽文化。
然而,石峽文化之所以被命名為石峽文化,主要還是跟石峽遺址的被發(fā)現(xiàn)有關。
石峽遺址位于曲江縣城西南2.5公里,馬壩人洞穴遺址所在的獅頭與獅尾兩山之間的峽地,面積約三萬平方米,并不大。
所以蘇秉琦先生才會說,石峽雖小,干系甚大。
馬壩地處粵北丘陵地帶,遺址十里內(nèi)外,群山環(huán)抱,中間是一片低平的農(nóng)田。
馬壩河兩岸及其附近分布著許多洞穴遺址和山崗遺址。
這樣一來,通過石峽梯田和田埂斷面上發(fā)現(xiàn)的文化層以及不同時代的遺物,就可以初步確定這是一處文化遺址了。
甚至不需要像象崗山發(fā)掘南越王墓那么麻煩跟曲折。
石峽遺址是1972年發(fā)現(xiàn)的。
1973年冬和1975年秋,由省文物考古訓練班進行發(fā)掘。
當時,廣東前后舉辦了兩次文物考古人員的培訓班。對石峽遺址進行了試掘先期和發(fā)掘工作。
不過,到了76年以后,主要是以省博還有曲江文化局的考古人員為主,繼續(xù)對石峽遺址進行了長達8年的發(fā)掘和整理研究工作。
所以石峽遺址的發(fā)掘研究工作持續(xù)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而,當時楊式挺就是省博的文物工作隊的負責人之一。
到1976年底,已發(fā)掘1660平方米,發(fā)現(xiàn)了柱洞、灰坑、灶坑、陶窯等遺存,清理墓葬一百零八座、出土遺物約一千余件、為研究廣東地區(qū)新時代的文化分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蘇亦在接觸石峽文化的出土文物資料之后,卻選擇了一個讓楊式挺極為意外的研究方向——石峽栽培稻作物遺址。
莫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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