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曹雪芹、吳敬梓和蒲松林是清代最偉大的三位小說家。
曹雪芹出身最為顯貴，卻在十幾歲的時候，遭遇家運猝然急轉直下，后來他畢其余生的精力，寫出了《紅樓夢》這部鴻篇巨著。
吳敬梓則出身數(shù)代科舉亨通的書香門第。他天資過人，很早就中了秀才，科舉之途一片光明。卻在其后的科考中，折戟再三，被攔在了舉人的門外，最終對科舉徹底死心。他在揮霍盡家財后，漂泊江湖，著書講學，了卻了殘生。他寫的《儒林外史》，語言流暢，諷刺辛辣，入木三分。
相較于曹、吳二人，蒲松林的出身就低微多了。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盡管稟賦不俗，卻也在考中秀才后，屢試不中。直到晚年的時候，才被施舍了一個類似副舉人的功名。他一面煮茶搜集奇聞軼事，一面全身心地投入到《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中來。應該說，他的筆法較吳敬梓更辛辣，更入木三分，但語言卻沒有吳敬梓的流暢和生動。
曹、吳、蒲三人的小說，都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弊病，尤其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對科舉揭露最為徹底，最為深刻，也最為生動。
這與吳敬梓的出身有很大的關系。吳家有著十分深厚的科舉傳統(tǒng)，數(shù)代吳人，進士、舉人出了很多。但到吳敬梓這一代的時候，卻栽了大跟頭，屢試不中。
做為科舉的成功者，自然難以發(fā)現(xiàn)科舉制度本身的弊病，但當做為一個屢敗者，他看待科舉的視角就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最開始是懷疑，接著就是反思，最后就會完全站在科舉的對立面上，無情地揭露它、批判它。
發(fā)端于隋唐的科舉，為無數(shù)的讀書人開了一扇通往上層社會的捷徑。一代又一代貧窮寒微的讀書人，通過科舉，成功地走上仕途，改變了自己和家族的命運。
但也有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數(shù)十年甚至畢生地寄心科舉，煎熬寒窗，卻屢屢受挫，傷透了心腸。
應該說，科舉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賭博，一種致命的誘惑。
比起人頭落地，更難以同情的，恐怕是那些永遠也無法撫愈的深受創(chuàng)傷的無數(shù)的悲涼的心了。
科舉是讀書人永遠都難以釋懷解除的心病，無論時間多久，都難以撫平淡卻。
對于這一點，吳敬梓也許體味得最為深刻。
而事實上，科舉走到吳敬梓的年代，已面臨著不可逆轉的瓦解的命運了。
長期埋藏的社會弊病，在吳敬梓的時代，開始井噴式地暴露出來。而在科舉制度本身，這些弊病暴露得更緊中，更密集，更嚴重。
然而，命運并沒有完全捉弄吳敬梓，科舉雖然讓吳敬梓徹底死心，卻逼著它拿起筆，對著科舉一頓無情的猛刺。
事實證明，吳敬梓也的確沒有辜負時代的重托，他拋卻那些令人痛絕的八股文章，索性用酣暢淋漓的白話，來恣意刮刺科舉的丑惡一面。
他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大批血肉鮮明的，深受科舉毒害的讀書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范進。
范進是一個最徹底的功名熏心的讀書人了，他家徒四壁，天資愚鈍，手不縛雞，卻對科舉始終都不肯死心。
若說他完全沒有死心，怕也是騙人的。要不，當他親眼看到中舉的報錄時，也不會喜極而瘋，昏厥倒地的。
應該說，他已年逾五旬，心理承受已臨極限，隨時會有死心的一刻?？伤质且粋€徹頭徹尾的賭徒，不見棺材不罷休。
盡管一身潦倒，卻還能背著胡屠戶，去考場一試，那是近乎死馬當活馬醫(yī)的幻想了。吳敬梓大才，懂得中國人向來愛團圓美滿的心思，筆出奇兵，竟讓范進就真中了。
于是才成全了范進發(fā)瘋的這一幕，兀自拍著雙手，精神恍惚，念咒似地念叨著，“噫，好了，我中了！”
應該說，這時的范進，其實精神上已經(jīng)分裂了，崩潰了。就像一個餓得快死的人，突然撐了一肚子的熱菜香飯，非但不能活人，反而會立馬讓他去到極樂世界。
當然，《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并沒有立馬死掉。反而，在挨了胡屠戶善意的一巴掌之后，漸漸清醒了過來。最終，如愿過他朝思暮想的生活去了。
再后來，范進又順利考中進士，一路平步青云。
最終結局怎么樣，自然留給讀者去想象了。
不過按照中國人的心思，結局無外乎諸如最終官至某某，某某年逝，謚號文某某什么的。
而在現(xiàn)實中，又有多少范進，還在兀自做著中舉發(fā)瘋的美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