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的施政與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則和技巧，為官也是一樣，為官也須有為官的原則與技巧，以求全事保身。為官須做到公正廉潔，須愛護民眾，這是前面已經闡述了的洪應明所論及的為官原則。此外，“畏小民”與“畏大人”，也是洪應明所論及的另一條為官原則。國人有傳統(tǒng)的敬畏之心。如《論語》中就記載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辈煌嘶蛞蛴芯次分?，或因無知故無畏，從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質上的差異。
而在洪應明看來，為官者對于“小民”般的百姓民眾，也應該懷著一種敬畏，有了這種敬畏，就不會招來豪強蠻橫的罵名;為官者對于“大人”今天所說的“上級”，應該懷著一種敬畏之情，有了這種敬畏，就不會產生放任恣欲的意識。
這是一一種十分清醒的意識，對此，可舉例來說明。
唐太宗與魏征是一對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觸犯龍顏，敢于不顧一-切地極言直諫。但是，魏征并不魯莽，他有他的準則。魏征向唐太宗說自己可以做個良臣，卻不能做個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征就說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謂的“良臣”，流傳千古，能輔助君王得到美譽，同時，他的家族也能興旺自己的名字或許不易，子子孫孫可以繁衍。所謂的“忠臣”，碰上--個無道的君王，則有隨時被誅殺的可能，在國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類的美譽。可見“忠臣”和“良臣”差別之大。
這番既在理，又包含著稱譽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話，說得唐太宗連連點頭，也表達了魏征的敬畏。因此，魏征的直諫，并非胡意亂來，他講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應。這-點，唐太宗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他曾對別人說:“人們都說魏征舉動疏慢，我卻見到他的嫵媚?！?即《龍文鞭影》所說的“魏征嫵媚”)由此，可見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還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勸諫之言，說明“畏小民”的必要。魏征多次勸唐太宗要切實地以隋朝亡國作為治國之鑒。為此，他將君王比喻為舟，將民眾比喻為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強調君王要愛護民眾，要輕徭薄賦，使民眾真正得到休養(yǎng)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身為一國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否則，用強取豪奪的手段把民眾推到死亡的邊緣，最終只會促令民眾揭竿而起，加快整個王朝的傾覆，也會招致千古罵名，遭歷史唾棄。
唐太宗很是虛心接受關于君王要敬畏民眾的諫言，并落實在勵精圖治的施政措施中，從而開出了“貞觀之治”的一代盛世。歷史上，必須敬畏民眾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漢初期的思想家賈誼所言:“夫民者，萬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敵’)也?！币灰幻癖娛亲畲蟮淖孱?，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眾是千秋萬代延續(xù)的根本，民為重，君為輕，民眾也就是一切為君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對象。
這些思想在思考與表述的全面性與科學性方面，雖然不足以跟今天現(xiàn)代民主社會所信奉的民本理論相比擬，但其中的合理認識，確實包含著真理。為官的根本在于堅持原則，廉與公、愛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這些原則的一部分。原則必須不折不扣地堅持，否則，就會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毀壞了民眾的事業(yè)，傳統(tǒng)文化用了一個字:“方”，以形象地比喻這種必須堅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則性。
洪應明尤其強調:為人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時代，應堅持原則性(所謂“處治世宜方”)，否則，誰缺乏了這種原則性，缺乏真切誠懇的心思，誰也就無異于乞丐，所作所為皆是虛浮。
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洪應明還強調“圓”，也就是隨機應變的靈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誰為人處世倘如像個木頭人，缺少應有的委婉、靈活、變通、機智和情趣，那他就易處處碰壁。從古今縱橫來看，那些能建奇功、成偉業(yè)的成功者，多是虛心婉轉、善于靈活變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機會而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者，定是愚頑固執(zhí)之人。
對此可以舉無數(shù)的例子，但篇幅卻不允許，于是，此處僅僅提楚漢相爭的雙方統(tǒng)帥一項羽與劉邦。
劉邦可謂虛心而又善于變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擁有諸如韓信、張良、蕭何等一批當時的良將賢相，并直接依靠他們及他們所統(tǒng)率的千軍萬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時地利，雖屢經挫折，歷經磨難，終踏上坦途，然后--統(tǒng)天下。再觀項羽，卻一味只會逞匹夫之勇，表婦人之仁，不聽良言，一意孤行，冥頑不靈，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僅有的一個忠心耿耿而又謀略出眾的范增，最終也免不了被氣走氣死，終使曾經實力雄厚、橫掃天下的楚軍，變成了一樣草木皆兵的烏合之眾，項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個霸王別姬、自刎烏江邊的結局。
就在項羽臨終前，他還固執(zhí)地拒絕了最后一一個機會:不肯渡江到江東，不再圖東山再起。顯然，在大敗后再求翻身的方面，項羽遠遠不及臥薪嘗膽的勾踐。項羽所爭的，僅是一-時之勝負、一氣之長短而已。正因為在應世處事上缺少“圓”，項羽雖是一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他也不能成為扭轉乾坤的代梟雄。歷史上，劉邦與項羽同生活在秦朝末期的亂世中，只是兩人的性格有不同，處世應事的方法有圓與方、靈活與固執(zhí)的差異，經過反復的較量，高下立見，成敗即現(xiàn)，命運也就大異其趣。另外，洪應明還論及一一點:若一個人生活在叔季之世一末世(在古代以“伯仲叔季”做兄弟長少順序的稱謂中，以“伯”為大、為始，以“季”為小、為末)，也就是生活在朝代的末期，即由治世轉向亂世的時期，那他就應方圓并用、原則與靈活并舉，做到該堅持原則則堅持原則，該機智靈活則機智靈活。
關于處世的方與圓，柳宗元還這樣講:人應“方其中，圓其外?！币粸槿隧氃趦刃谋３址秸齽傊?，待人接物時則須靈活圓通?？梢姺脚c圓、原則性與靈活性兩者之間，有著一種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顯然，有圓無方的圓滑乖巧，或有方無圓的固執(zhí)死板，都不是成功者所取之道。
那么，為官者的靈活性，可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
在洪應明看來為官者在補救時弊、應對變故時，不妨隨事勢的發(fā)展趨向，注意采取適宜的方法，注意運用變通的措施，因其勢而利導之。比如，在懲治貪婪者時，不是單純就講一通廉潔的道理，而是有意激化他們的貪欲，欲擒故縱，使他們?yōu)榇硕冻龅貌粌斒У拇鷥r，這樣，就會使已利欲重心的他們，學會看淡利欲。再如，在調解矛盾爭斗時，不一定就是勸解爭斗的雙方降氣，而是為爭斗的雙方助威，把矛盾推行到極致，讓包括爭斗雙方在內的眾人，都看到其中的荒謬處，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平息雙方爭斗者的怒氣。
下面這個故事，能很好地說明相關的道理。
清朝同治年間，浙江鄞縣縣令段廣清在一次出巡的路途中，看到了-一群人在圍觀一個農民與一米店老板吵架，他即停步詢問原因。
原來，這個農民在進城時，不慎踩死了米店老板所養(yǎng)的一只小雞。于是，米店老板揪住了這位農民，以這個小雞是特別的品種，只需再養(yǎng)數(shù)月，就可長至九斤重，按一斤雞肉值-百文錢的市價來計算，堅持要農民賠償九百文錢才行。
但農民身上僅帶了約三百文錢。于是，雙方-語不合，當街爭吵了起來。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身為父母官的段廣清平靜地對農民說:“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別人的小雞，理應賠償。他要求九百文錢的賠償費，并不過分。你現(xiàn)在所帶的錢不夠，你可以將你穿的衣服馬上拿去典當，如果還不夠的話，我替你補足。”農民無奈，只得將衣服典當了，得了三百文錢，再加上段廣清補足的部分，米店老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這九百文錢的賠償費。此情此景，農民及旁觀者多心中不平，心中都很憤怒。
正當米店老板拿錢欲離去之時，他被段廣清叫住了:“你的小雞雖再養(yǎng)數(shù)月，就可重達九斤，但它死時，實不足九斤。人人皆知，養(yǎng)肥一斤雞需一斗米?，F(xiàn)在，你的雞死了，可省下九斗米，既然你獲得了別人的賠償，看來，你也應將這省下的九斗米還給別人才合理嘛?！?p> 聞此，米店老板不敢抗命，只能乖乖地向農民交出九斗米。此時，這位農民與旁觀者，才恍然大悟，意識到段廣清巧懲貪婪狡猾的米店老板的良苦用心。因為當時買一斗米的錢，就可買五至六斤雞。這樣，雙方的爭執(zhí)就平息了。貪婪的米店老板，這回是賠了雞又賠了米，似得實失，還招來了鄰人的冷嘲熱諷，日后再利欲熏心時，也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了。
段廣清不愧為一個善于為民解憂的清官。他能做到不以憂國為民之言作為嘩眾取寵的招牌、自賣自夸的廣告，而是平平實實地做來，這不僅反映了他淳樸厚重的一面，也反映出了他老練穩(wěn)重的一面:不自語自夸我有愛國憂民之心，從而不給別有用心者滋生出種種毀謗的口實。這也正是洪應明所欣賞的那類做法。
從前有位老翁，有一-女一-婿。在他的發(fā)妻死后，他又續(xù)弦，后妻生了一個幼子。
老翁預立下遺囑，說明了遺產的分配方法。遺囑上的幾句話，沒有一個標點符號。
老翁死后，大家把遺囑啟封，女婿看了，就想把遺產全部取去。因為按照他的點讀法，遺囑是這樣寫的:“七十老翁產一子，人日:‘非是也?！覙I(yè)盡付與女婿，外人不得干預?！?p> 老翁的后妻不服，認為遺囑寫的，應該是說把遺產交給她的兒子，所以，就告到官府去。
經過縣官判決:遺產應該交給老翁與后妻所生的幼子。
原來，照老翁的后妻和縣官的讀法，那個遺囑是這樣斷句的:“七十老翁產-子，人曰‘非’，是也，家業(yè)盡付與。女婿外人不得干預?！?p> 至于洪應明所說的“有其語則毀來”，可結合屈原的生平際遇來思考，此處就不展開了。
此外，居官者在施政與教化時，還要講究相應的技巧。在這方面，洪應明所論及的三點內容，即使是到了今天，也還有值得領導者思索借鑒之處，它們是:
(1)在教化百姓方面，善于啟迪百姓心智的人，總是依據百姓所易于明白的事理，來逐漸開通百姓的心智，并非一-味強硬地灌輸為百姓所不可理解的內容;善于在社會中移風易俗者，總是以社會所易于接受的方式，逐漸酒過牧化，以接近乃至達到返現(xiàn)歸真的目標，而不是輕易地矯正社會上的那些積習難返的問題。具體到對個別人的批評與教育，在批評時，語氣不必太過嚴厲，要想到被批評者所可以接受的限度;在教育時，目標不要定得太高，要想到被教育者能否依從實行。
(2)待人處事均應留有余地，也就是人情不應堵死，話不說盡，事不做絕。正因為待人而留有余地，主事者也就可以有延綿無盡的恩惠與禮遇施予別人，就可以據此來維系人的那些永無滿足一也可以說是充滿了好奇與期待的心理。如果處事而留有余地，那么，主事者也就可以擁有不枯竭的才干與智慧，足以提防或應付日后的突發(fā)事變。在洪應明看來，-一個人事事都留有余地，那么，即使是天地鬼神(未知與神奇事物的代稱)，也不敢忌恨和損害他。如果做事必求做滿、求功必求全功者，即使是自己所在的團隊內部不生變故，也會招致外在的憂患。想想，這也正是秉承歷史智慧，到今天的我們還依然強調“謙受益，滿招損”的緣故之一吧。
(3)對他人(包括下級)施以恩惠，予以獎賞，應該由淺人濃，先低潮后高潮。否則，先濃后淺，由高峰跌入低谷，他人也就不會記住并感念這種恩惠獎勵的。對他人顯示諸如法制紀律的威嚴，就應該開始于從嚴，然后趨向于從寬，否則，先從寬后從嚴，他人就會埋怨執(zhí)政行法者過分殘酷，不近人情世理。
洪應明尤其強調，對于別人的不足，要婉轉地予以彌補縫合，否則，對此予以過分的渲染張揚，那是以短攻短;對于別人的固執(zhí)，要善于感化教誨，否則，對此輕動忿怒而又生嫉恨之心，那只不過是在固執(zhí)之上再加固執(zhí)的表現(xiàn)罷了。這些，舉重若輕，均可視為不激化矛盾，進而最終解決矛盾的有效手段。
關于以上三點，主要是想給讀者留下更多結合歷史與現(xiàn)實的例子而做舉一-反三之思的機會。讀者諸君，可別以為以上那么多在道在情之理，僅是針對為官從政者而言的，因為為官的原則與技巧，首先是為人的原則與技巧。否則，為人不講原則，為官也不會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