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五人在燈市隨意找了間食鋪坐下，尚文詔點了一盆鹽水煮蘿卜，一盆黃芽菜拌青白，又問店中侍應道：“你家店烹不烹雞蛋？”
店小二答道：“客官，二十七文錢一只，不知您幾位要幾只？”
尚文詔聞言皺皺眉頭，對雞蛋的價格再創(chuàng)新高嗔怪不已，對店小二說道：“冬月時一只蛋六文價錢，這才幾天的功夫，竟?jié)q到三分銀的高價了，小二，給我們一人打一只，做成蛋湯罷?！?p> 侍應將手巾甩到肩頭，彎腰唱和道：“好嘞，幾位客官稍候?！?p> 燕廷初立時，太祖太宗兩朝曾有規(guī)定，方孔制錢八文（即八枚銅板）可折銀一分，八十文可折銀一錢，也即是說十分銀可兌一錢銀。那食店小二對一只雞蛋要價二十七文，其算法便是三八得二十四余三，蛋值三分銀子又三文。
大燕處于農(nóng)耕社會，朝廷最重務農(nóng)，輕視其他經(jīng)濟部門，工商更是微末低賤之業(yè)，從事貨殖經(jīng)營的商賈與手工業(yè)的匠籍人員社會地位極其低下。
農(nóng)業(yè)之豐歉，關乎國朝運勢，因此各行各業(yè)興衰與否，均深受農(nóng)業(yè)影響，而占了那么小小一撮地位、絲毫不被時人所重視，甚至不被大多數(shù)人所知悉的金融業(yè)，亦是如此。
起初，朝廷立下銀錢兌換比例的規(guī)矩時，境內(nèi)兩京十三省一體適用，并沒有考慮到各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差異而做細致的劃分工作，且每歲銅錢與寶鈔的鑄造、發(fā)行量全憑皇帝或某些主官個人意志主導，而官府又對市面上流通最廣的白銀與黃金不加管理，這就直接等同于國朝毫無貨幣政策可言。
楊士奇端來碟花生米放在桌上，對搖頭嘆息的尚文詔抱怨道：“大人，別說雞蛋了，您看這烹制現(xiàn)成的南洋花生米，不過是沾了些粗鹽礫和剩油，這么一碟子竟要五分銀，這些奸商與刁民實在是欺人太甚?！?p> 尚文詔干咳一聲，對楊士奇溫和糾正道：“罕谷此言差矣，若城中沒有兵亂，吃用物什哪里會漲得如此沒道理？各大鋪面商家囤積居奇，引得百貨價錢競相高飚，根本緣由，還是在晉王的身上哪。”
裕昌十八年臘月，大燕京師正在經(jīng)歷一場在某時空里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經(jīng)濟危機，引發(fā)這場危機的正是朝廷中樞的政治動蕩，而一切混亂的始作俑者——晉王姬念甫，也察覺到了市面上因他而起的種種異常跡象，亦及時作出了反應，只不過晉王與部署們祭出的調(diào)節(jié)手段荒唐透頂，不僅沒能化解危機，反而火上澆油，徒增更大規(guī)模的混亂與無序，可謂應對無方。
晉王用人不拘一格，且極度厭惡文官，其麾下的幕客們多半起于行伍之間，水平參差，進士及第者屈指可數(shù)，像尚文詔這類能夠磕磕絆絆寫出文章策論的，便可打上“富有學識”的標簽了...
專事操辦納糧、馬政、后勤調(diào)度的天策幕官們，對貨殖之術都一竅不通，更不必談貨幣與金融政策了，因此臘月打頭起，晉王與天策集團武官們頻出昏招，祭出限制鋪面售賣供應特定貨品，以內(nèi)部所定毫無根據(jù)的“平價”強制性大量采購市面上的米糧鹽鐵等物資，防止有心商賈、店鋪囤積居奇抬高物價，以此來整飭京師混亂不堪的市面。
晉王實施如此辦法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但釀成的后果卻是極壞的。天策軍的軍紀自是沒話說，但天策軍中各級將官并不能夠勝任一線政務官的角色，晉王整頓市面的政策打從娘胎出來就變了味道，變成了天策軍官們冠冕堂皇從民間割肉吸血、刮揩民膏民脂犒賞兵士的最佳借口。
所幸此次通脹乃由戰(zhàn)爭和動蕩引起，而非結構性的系統(tǒng)崩潰，通脹的影響范圍僅限順天及周邊州縣，并未波及到更多的地區(qū)，晉王沒能將這荒唐透頂?shù)恼D之法推行開來...
楊士奇賠著笑臉道，“大人教訓的極是”，便再也不敢信口開河了。
楊士奇認識尚文詔一月有余，起初同為唐七部下，但個把月的時間過去，尚文詔迅速躥到了老楊頭上，做起了老楊的上級，楊士奇在心底里，對這位負責他考績的年輕總旗官兼先鋒官，觀感還是很復雜的。
尚文詔在年齡上比楊士奇小一些，長了一副人畜無害的臉孔，算不上英俊倜儻，亦算不得丑陋難堪。楊士奇從平日里與尚文詔相處的經(jīng)歷總結出，大多數(shù)時候，這尚總旗都是脾氣溫和、極好說話的，但這并不代表尚總旗是個無能的老好人；與那張總是掛著親和表情的面孔恰恰相反，尚總旗其人老練多智、殺伐果斷，時不時還愛貪些小便宜，完全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謙謙后輩形象。
店小二的吆喝打斷了楊士奇的思維，“幾位客官，黃芽拌青白、咸口煮蘿卜”那小二將兩大盆蔬菜一一端來后，又往桌子正中擺上一口瓷盆，再道：“熱騰騰的蛋花豆腐湯，玉麥餅子，客官們，齊活了?！?p> 尚文詔抓起筷子，比出個請的手勢，夾住黃芽送進嘴里，桌上幾人見上官開動，便也都不再客氣，紛紛動筷。
眼下鄰座這幾位中，尚文詔最放心的，是毛興與薛童這二人。
毛興因體格形象與武藝兩項頗佳充選入羽林衛(wèi)，口舌雖然不大便給，又在唐七麾下干過不少外人所不齒的陰損勾當，比不了劉棟、徐善生那樣純粹的軍人，但他與出身五城兵馬司這種紀律單位的楊士奇截然不同，其人心志堅定，說一不二，是個可以放心交出后背的戰(zhàn)友。
而薛童此人，外冷內(nèi)熱，性格爽利，有那么幾分傲骨，剛剛認識尚文詔時，對尚文詔不以為意，只將他當作是又一個蒙蔭得位的權宦子弟，直到后來協(xié)助尚文詔設局保護大理寺寺正李珅、捕拿刺客時，才真正認識到了上官的本色...
草草用罷一餐，五人出來食鋪，趁著天色尚未完全黑下來，五人先是往北溜達了一段，走到豹房胡同口至雙碾街口中見這段時，最前邊打頭的毛興與楊士奇示意后頭的三人往西拐，步入羊腸窄道，折進了保大坊里。
京師中的胡同通衢縱橫八達，巷道與路口數(shù)不勝數(shù)，大小胡同計有千數(shù)，素有“有名胡同三百六，無名胡同似牛毛”之說，尚文詔作為外來客，對京師的情形還不夠熟悉，薛童、吳澤二人亦然，所以只能由楊士奇和毛興在前頭打頭帶路
五人隔著老遠的距離，在緝事監(jiān)提督衙門外轉(zhuǎn)了好幾個來回，尚文詔親眼見到那提督衙門已經(jīng)被身披白甲紅襖的天策軍占據(jù)，提督衙門外的半邊街上，包括旁邊的延禧寺，都已經(jīng)變成了天策軍兵將的屯駐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