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喜邁進軍機處的房門，禁不住又偷偷地四下張望了一番，當(dāng)他還是私塾里最出色的學(xué)生的時候，他也曾經(jīng)臆想過，自己有朝一日跨進這個帝國最接近頂點的核心中樞是以什么樣的身份，他本來以為自己的考慮很是全面，連奏事處送奏折的郎官都包括在內(nèi)，可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最終當(dāng)他終于邁進軍機房的時候，卻是以更加接近天顏的身份——太監(jiān)。
錢喜進來的時候，沈哲正在糾結(jié)于一個很是潦草的字，他左看右看，甚至拿起來對著太陽看，就是分不出來這個字到底是“俊”還是“後”，本來想著根據(jù)上下文意再做定奪，偏偏不知道寫這份奏折的人中了什么邪，竟然只有這個不知道是“俊”還是“後”的人辨得出字形。正想著要不然照葫蘆畫瓢，是什么樣就寫什么樣，反正這些東西抄下來也就是束之高閣，只要這個寫折子的人自己檢點，拿這些備份是他這輩子都沒有機會見第二次的，就算真的是倒霉出了什么亂子的話，上面也不至于那一份副本問他罪。這么想著，也就索性放大了膽子，反正這樣的事兒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正要落筆的時候，卻聽見自己的前面響起了那個對他來說已經(jīng)并不十分陌生的聲音：“沈大人，皇上詔您過去。”
跟在錢喜后頭走近乾清門，沈哲陡然有種如獲大釋之感，他是天生干不來這些抄抄寫寫的活，為這，他的幾個上司沒少奚落他，引經(jīng)據(jù)典無非，堆詞砌句，說來說句也不過就是說他好高騖遠(yuǎn)，腳不著地——“一屋尚不能掃，何以掃天下。”
在沈哲看來這個理論看似無從反駁，但放到現(xiàn)實之中就是一個悖論，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不能要求有才的人就非得是個全才，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琴棋書畫無一不能，自古難兩全的“忠孝問題”也處理的妥妥當(dāng)當(dāng)，最好是德堪比顏淵，謀不輸張儀，武將次云長，只有湊足了這些才配得上掃除天下之不潔的檔次；人之天資各有短長，有些人天生就適合上陣殺敵，沖鋒陷陣，比方說前朝的常遇春，藍玉，而有些人就適合運籌帷幄之中而決策千里之外，比方說漢朝的張良和蕭何；要是讓張良、蕭何皮甲上陣打不死還好，打死了就是絕對的暴殄天物，而一般來說，一個真正有才華的人應(yīng)該也是難得讓自己這么容易去死的，就是真被逼上了戰(zhàn)場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殺敵立功而是如何保命，說到底，總不能讓一個可以經(jīng)世濟民之才天天搞家政吧，因此，沈哲此時雖然是在消極怠工，但內(nèi)心里卻并沒有覺得自己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不過也是在保護自己的智商而已，說白了也是在替國家保護資源吶。
沈哲對自己將要面對的大清帝國最終的決策人究竟是同治皇帝一個還是加上圣母皇太后的兩個人一事一般拿捏的很準(zhǔn)，如果是太后傳召，那么必定打發(fā)她老人家的心腹李蓮英跑腿，如果是載淳自作主張，那么只能動用自己人。
更何況，太后初夏的時候就破天荒地丟下了緊緊握了十幾年都舍不得撒手的政事，帶著幾個親近的太監(jiān)，宮女跑到圓明園那幾個沒在那場大火中遭殃的幾座零星殿堂去避暑了，雖然皇帝年初就已經(jīng)名以上親政，母慈子孝的和諧場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段時間，但全紫禁城之內(nèi)的大權(quán)因為慈禧太后的“避暑”一下子落入了同治皇帝之手，還是讓朝廷上下甚至是載淳和沈哲始料未及的。
錢喜想，如果皇上日后真的可以成功地奪取政權(quán)，那么這個同治十一年的夏天一定會作為一個所謂清廷權(quán)力劃分歷史性的轉(zhuǎn)折點，被不知道多久以后的才會修撰的“清史”的后世人大書特書。
但是此時此刻，這段“傳奇”的兩個主角誰也沒有為這來之不易的“自由空氣”感到有多少輕松，如果這是一個轉(zhuǎn)機也并非是民間所猜測的，徹底擺脫圣母皇太后控制的轉(zhuǎn)機，而是讓載淳進一步取得慈禧的信任.
通常來說，人一旦得到一樣珍寶，欣喜固然是第一反應(yīng)，但欣喜過后就應(yīng)該是懷疑，同治皇帝載淳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能不能坐上頭一把交椅并不好保證，但是名列前茅應(yīng)該還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載淳的繳械投誠本來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劃的事情，而載淳這個年紀(jì)的少年，要開竅也的確就是那么須臾之間，但從客觀上講，載淳和沈哲都不能否認(rèn)，他這次從慈安太后處倒戈而投入慈禧的懷抱的確是操之過急了一些，連一點過渡期都沒有，甚至是充當(dāng)誘因的事件也找不到，就算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變沒能讓一向精明的西太后起疑心，但是作為一個從二十七歲開始就在這個國家最頂端的地位，面對或明或暗，覬覦這個最高權(quán)力的敵人們，一路摸爬滾打到小四十歲這個黃金年齡的西太后不應(yīng)該連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沒有，就算是普通人遇到什么始料未及之事都會掐一下大腿來檢驗檢驗自己遇到的好事是不是黃粱一夢。
載淳和沈哲此時所關(guān)心的當(dāng)然不是西太后有沒有掐過自己的大腿，機敏謹(jǐn)慎如西太后自然是分得清楚自己的狀態(tài)時清醒還是昏睡，她所要懷疑的應(yīng)該是自己兒子的舉動是不是慈安太后或是別的什么人策劃的一次陰謀，至少在這樣徹底放權(quán)，自己不顧圓明園殘垣斷壁的惡劣條件和不遠(yuǎn)處萬國公館沒日沒夜的工程噪音，跑到城郊避暑之前，應(yīng)該有一個必要的試探。
載淳和沈哲雖未就此事有過什么交流，但在這個特殊時候也不約而同地仔仔細(xì)細(xì)回顧這幾個越來各自的經(jīng)歷，最終得到一致結(jié)果——圣母皇太后還尚未對他們的忠誠度進行測試。
對于這樣一個試探，載淳與沈哲都沒有抱過僥幸心理，因為這與慈禧太后本人喜不喜歡誰，信不信任誰無關(guān)，而僅僅是一個她已經(jīng)可以不經(jīng)過思考就立刻付諸執(zhí)行的固定流程罷了，既然是習(xí)慣，那就更加不可能因為載淳是她的親生兒子就可以幸免這一試。
如果說這樣的試探還沒有發(fā)生過甚至是一點蛛絲馬跡的預(yù)兆都沒有讓二人捕捉到的話，那么只能說明，這幾個月中飽嘗愛子失而復(fù)得喜悅的慈禧還在第一階段中沒有緩過來，這次之所以放棄和兒子獨處的機會一定要出宮避暑，而選址也不是愛新覺羅家族專用的避暑勝地——承德避暑山莊，而是不遠(yuǎn)處的圓明園，說圣母皇太后仍然處在盲目的興奮狀態(tài)，像任何一個普通的母親一樣想給自己的兒子一個歷練的機會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載淳和沈哲誰也不敢把身家壓在這個成功率明顯低于失敗率的賭注上，比起這個很具有人情味兒的假設(shè)，他們更加愿意相信——有意撤出紫禁城就是圣母皇太后對他們不動聲色地試探，他們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西太后的眼線，載淳的一舉一動說不定早已被寫成了奏折在每天的固定時間被送到了城郊的頤和園。
想到這里，載淳也及時調(diào)整了自己的狀態(tài)，只要是不是雞毛蒜皮寫出來都浪費紙張的小事或者當(dāng)真是十萬火急片刻不得耽誤的事務(wù)，載淳必定要差人將奏折再送到頤和園請圣母皇太后參詳，圣母皇太后被載淳哄得高興，也就將把決策權(quán)又還給載淳，時不時還要告誡載淳得自己拿主意，不要總是指望著這個母親，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測年輕氣盛的載淳會不會不識好歹真的就借坡下驢，趁這個“機會”，妄圖奪權(quán)，但是載淳這次卻出乎眾人預(yù)料地從來也沒把自己親娘這話當(dāng)真，雖然是跟西太后認(rèn)了錯，但奏折是照送不誤，最多就是附上自己的處理意見。
沈哲將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得不佩服載淳的手段，比起他所了解的那個光緒皇帝雖然生存條件沒有載淳優(yōu)越，但未必就成了逆境造就的人才，至少在揣度慈禧心意，察言觀色的功夫上，根本就不是在一個平面上。
不只如此，就算是召大臣議政，載淳也是相當(dāng)注意，尤其是對他的第一幕府沈哲，能不召見就不召見，就算是一定要召見也定然是加上恭親王、醇親王和數(shù)個大學(xué)士來當(dāng)掩體。而沈哲這邊對同治皇帝的舉動的深意亦是深諳其道，人前人后，都是絲毫不避諱地以“后黨”自居，連恭親王都因此和他開始保持距離，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幾近讓頤和園的圣母皇太后覺得自己已是高枕無憂。
因此，在這個大事將成的節(jié)骨眼上，同治皇帝突然召他議事讓沈哲覺得有些蹊蹺，一般來說無論什么偏離原本軌跡都需要外力作用，而紫禁城里唯一能帶來外力的就是各級官員上書的奏折，但沈哲在第一時間就把這條假設(shè)否定了，早上的奏折他借著“轉(zhuǎn)交”的名義送去給恭親王的時候隨便翻了兩下，大致瀏覽了一番，印象中似乎并沒有什么大事，左思右想后最終發(fā)現(xiàn)，如果說真有什么不對勁兒的話，大概也只有剛剛在軍紀(jì)出引起了騷動的“荀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