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首先從王安石改革團隊內部出現(xiàn)，想要改革，就一定要選拔意志堅定的改革派官員執(zhí)行改革措施，王安石經過精心挑選，呂惠卿、章惇和曾布三人作為自己的助手，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工作。
巧了，這時候之前在外做官的蘇轍任期父親病逝回家守孝剛好期滿，回到開封述職，神宗直接就給他安排到制置三司條例司了。
王安石對蘇轍的到來表示大力歡迎，當年敢于直陳仁宗缺點的年輕人敢打敢沖，變法就需要這樣的沖勁兒。
可蘇轍還記得當年王安石對自己的擠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僅僅存在于書中，成年人的世界所有恩怨沒有那么輕易翻篇兒。
蘇轍當時任司里的檢詳文字，負責所有法令條文的校閱。新法剛剛實行沒多久，蘇轍找到王安石，說青苗法實行以來利息太高，老百姓多有怨言，是不是先暫停青苗法？
王安石表面上應承了下來，但是之后依然大力推行，接著蘇轍又找到王安石說，免役法也應該廢除，農民本就應該承擔徭役，讀書人和官員本就不該承擔徭役，結果現(xiàn)在所有人一視同仁都要交免役錢，這讓天下的讀書人怎么看待朝廷。
王安石這次繼續(xù)冷處理蘇轍，有意見是吧，有意見保留。
當時蘇轍和呂惠卿兩個人都是檢詳文字，蘇轍一肚子牢騷，王安石就不再理他，單獨去找呂惠卿商量各種具體執(zhí)行措施和細節(jié)。時間久了蘇轍覺得沒什么意思，自己主動提出，新法有害于國家，你如果一意孤行那我就辭官，不玩兒了。
很快蘇轍被貶出開封，到了陳州（今河南周口市）去做了個推官。
內部的分歧都在王安石的掌控之中，可來自外部的攻擊卻是變幻莫測，讓人應接不暇。
熙寧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呂誨上梳彈劾王安石。
呂誨在英宗朝濮議期間擔任諫官，強烈反對英宗尊濮王為皇考，并且彈劾韓琦歐陽修兩人是奸臣，神宗即位之后念及當年的諫官都是直言敢言的忠臣，紛紛都又召回來提拔，呂誨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提拔當上了諫官老大御史中丞。
上朝之前呂誨遇見了司馬光，司馬光正要去給太子講經筵，兩個老朋友碰上了就聊了兩句，呂誨說今天他要彈劾王安石這個大奸臣。
司馬光一聽愣住了，自己雖然不支持變法但對王安石本人還是了解的，王安石怎么可能是奸臣？于是勸呂誨，王安石剛剛擔任副宰相正式神宗用人之際，何必去給皇上添堵。
呂誨可不管司馬光的勸說，慷慨激昂一番，徑自上朝去了。神宗一來，呂誨馬上上梳，并且在朝堂上就著奏疏又是一陣慷慨激昂，說王安石是大奸似忠，欺上罔下，禍亂天下蒼生的必定將是王安石，自己與王安石勢不兩立。
直接在上朝的時候撕破臉的，真不多，王安石哪受得了這份氣，直接表示不干了，請求陛下將自己外放到地方上，還做地方官去。
好在神宗雖然年輕卻意志堅定，朝上畢竟文武百官都在不好踩一捧一，安排兩人等候詔令，等退朝之后下詔，將呂誨罷官，貶出了京城。
諫官針砭時疾可是有著光榮傳統(tǒng)的，六月份呂誨剛因為上梳彈劾王安石被貶官，到了八月就輪到范純仁了。
范純仁也是英宗濮議時被貶到陜西任職，神宗即位后就把他招了回來。
陜西是北宋與西夏接壤的邊境，范純仁回來述職時神宗就問，關于陜西各州的城防、軍隊訓練和后勤糧草等問題，沒想到范純仁回答態(tài)度惡劣，冷冷說道：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職場上向領導匯報工作，一般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尤其具體的問題一定要有具體的數(shù)據(jù)來支撐，范純仁這個不帶任何數(shù)據(jù)的敷衍回答，顯然就是帶著情緒的回答。
神宗愣了，范純仁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大忠臣，怎么上來就給自己懟了一頓，忙問范純仁，我對愛卿充滿信任，怎么愛卿這樣敷衍我呢？
范純仁回答道，邊防的事情陛下大概了解就夠了，請求陛下不要過分重視邊防，否則文武百官知道陛下重視國防，以后怕是會在國防軍備上挖空心思的鉆營，不利于國計民生。
說到這里范純仁就有些擺不正自己的位置了，國家就是公司，皇帝和宰相就像是董事會，是負責戰(zhàn)略的，百官就像是公司中層領導，是負責執(zhí)行的。如今神宗和王安石都定下來的要富國強兵的戰(zhàn)略，范純仁不該對著干。
有宋一代皇帝鼓勵大臣上梳言事，但上梳言事的前提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范純仁此時只是個地方官，述職匯報地方邊防狀況，這有什么不應該的，怎么還擺起譜了呢？
好在神宗并不計較范純仁的無禮，給他官復原職還擔任諫官，沒想到范純仁剛剛走馬上任，馬上上梳一封，彈劾王安石變法斂財擾亂民生，致使天下百姓敢怒不敢言。
神宗真是腸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范純仁這么軸，何必把他調回來做諫官，又安排范純仁調任起居注，別再進諫了。
范純仁雖然臨時赴任起居注，可還是不忘提醒神宗王安石變法是邪術，王安石是小人，要神宗遠離小人。
按照北宋進諫制度，凡諫官進諫的，皇帝批示后要轉交給兩府的宰執(zhí)，由中書或者樞密院討論諫官提議并提出解決方案。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神宗完全仰仗王安石貫徹新法，是對范純仁不勝其煩，將他的奏疏全部壓住不發(fā)。
神宗想保持和睦的朝政，范純仁可不這么想，自古正邪不兩立，范純仁把給神宗所上奏疏全部又撰寫了一便，單獨又報給了中書。
范純仁這種突破常規(guī)的進諫方式終于觸怒了王安石，王安石找到神宗，怎么辦給個話吧，今天有他沒我。
神宗無奈的授意王安石，找個好地方安排范純仁外放做官吧。
求仁得仁的范純仁被貶出京，到了成都路任轉運使。宋朝的路相當于今天的省，轉運使相當于高官，范純仁就負責成都及其附近州縣的所有行政工作。到任之后，范純仁安排管轄的成都路所有州縣，不得執(zhí)行任何新法。
消息傳到朝廷，王安石再次大怒，按照制度給范純仁定了個執(zhí)行不力的過失再次將他貶謫到了慶州去當了個知州，范純仁終于暫時消停了。
蘇轍也好，范純仁也好，雖然都有一定名氣但畢竟只擔任中層官員，鑒于宰執(zhí)班子里中書樞密院兩府都已經被王安石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全天下如今能跟王安石掰掰手腕兒的，也就只有司馬光一個人了。
熙寧二年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王安石變法集團的主要骨干之一呂惠卿展開了一場猛烈的對噴。
我們都知道司馬光先生主持編纂了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治通鑒》，擔任翰林學士其實就是因為資治通鑒已經基本編寫完畢，神宗需要司馬光拿《資治通鑒》當教材來給自己和太子講學。
司馬光也是有意思，因為又要完成最后的審定和日常的經筵，擔任翰林學士后的工作非常忙，已經沒空關心王安石的改革變法了。但王安石的這一通折騰他原本是不贊同的，于是就在講學的時候夾帶私貨，嘲諷王安石。
呂惠卿是嘉祐二年進士，三年地方官任期期滿之后回京述職遇到了王安石，在交談過程中對王安石的改革思想非常贊同。王安石創(chuàng)制制置三司條例司后就安排他入司任職，后來王安石還推薦他兼任太子中允，給太子講學。
司馬光是翰林學士，呂惠卿是太子中允，自然平時免不了打交道，熟悉了呂惠卿之后司馬光發(fā)現(xiàn)這個人不是個好東西，于是就給神宗進諫，說王安石用了呂惠卿，呂惠卿是個奸邪，做了壞事連累王安石被天下人指責，陛下應該把呂惠卿趕出朝廷。
神宗只覺得呂惠卿有學問也有才干，是個難得的人才，于是就給司馬光打馬虎眼，沒當回事兒。
司馬光倒是挺為王安石考慮，專門修書一封送給王安石，說呂惠卿這個人是個阿諛奉承的小人，他現(xiàn)在依附于你那是因為你對他有用，以后一旦你失勢了，他肯定要出賣你。
王安石同樣也沒當回事兒，這都哪兒跟哪兒，變法才剛剛開始，正是用人之際，怎么能自斷臂膀。
只是王安石不知道，司馬光這個人雖然頑固守舊，卻對朋友非常講情義，而且眼光很準。
他屢次提醒神宗和王安石棄用的呂惠卿，是個狠角兒。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經筵專題講座開講后，成為太子東宮的一門重點課，神宗自己也經常來聽講。
司馬光在講到漢朝的時候就說了，漢高祖建立大漢，后來漢惠帝漢文帝相繼即位，宮廷政變一出接一出，但國家很太平，主要是因為曹參接替蕭何任丞相之后政策法令穩(wěn)定，沒有發(fā)生變動。
神宗就問了，兩漢四百年難道就一直按照蕭何的法令運行嗎？不需要適當調整嗎？
司馬光回答說，不僅僅是漢朝，上古時代的夏禹商湯周文這些賢明君主制定的法令，如果一直傳承到今天，照樣可以確保我們國家太平。漢武帝取消漢初法令之后，國家盜賊遍地百姓民不聊生，這就是新法惹的禍啊。
既然是講學，那講師之一的呂惠卿自然也是參加的，呂惠卿越聽越別扭，說好的講學怎么講著講著開始指桑罵槐了？
于是呂惠卿反駁司馬光說，兩漢的法令，有一年一變的敕令，有五年一變的官員考核制度，還有三十年一變的刑罰制度，大大小小的調整很多，怎么到了司馬學士這里就一成不變了？您是在諷刺朝廷新法呢？
神宗對兩漢的變法不熟悉，就問司馬光，司馬光被呂惠卿拿史實騎臉懟搞得很沒面子，轉移話題問呂惠卿，三司管錢管的好好的，你們搞個制置三司條例司出來干什么？是不是想奪權？
呂惠卿毫不客氣，回懟司馬光，您現(xiàn)在是翰林學士侍講，主要工作是給陛下和太子講學，如果對新法有意見可以上梳，但借著講學的機會諷刺新法，您這侍講工作做的稱職嗎？
司馬光徹底爆發(fā)，王安石給我對噴也就算了，你呂惠卿算什么王八犢子，也配跟我辯論？于是向神宗請罪，自己一早就把對新法的意見上梳給了陛下，現(xiàn)在受到呂惠卿無端攻擊，都是自己的錯，請陛下問罪。
神宗一看氣氛火藥味兒十足，連忙打圓場，讓兩方都算了。旁邊其他聽講的大臣也幫忙勸和，學士不要爭論了快講學吧。
可司馬光可不會算了，又問呂惠卿，青苗法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基層官員催收逼得多少人流離失所，這就是新法的目的嗎？
呂惠卿解釋說政策制定時只是提供青苗貸款，沒有強制攤派，可能存在一些基層官員暴力執(zhí)法，但青苗法的出發(fā)點不強迫百姓貸款。
司馬光終于抓住個新法的漏洞，說無論新法舊法，關鍵還在于執(zhí)行法令的人，只要能把人管理好，讓基層官員都恪盡職守，那就算是舊法也能讓國家富強。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能把好人逼成壞人。司馬光的這種論調顯然違背了人的本性，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不用制度而僅憑教育感化來讓所有人都各司其職恪盡職守，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呂惠卿還想接著說被神宗示意不要再說了，又安慰了司馬光幾句，總算平息了兩人的爭吵。
除了朝中反對聲音巨大之外，退休的老宰相們也都反對新法，富弼、歐陽修和韓琦紛紛在外地上梳，請求廢止新法。
沒想到吧，當年跟著范仲淹一起搞慶歷新政的改革家們，如今都成了新法的反對者。
其實慶歷君子們也并非無腦反對改革，而是覺得王安石用力過猛，新法太過苛刻，建議朝廷從長計議，徐徐圖之。
畢竟都是有識之士，也明白改革對國家的重要性?？蓡栴}是堂堂大宋帝國，真的有時間來從長計議改革嗎？
神宗即位后，北宋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家剛剛辦完仁宗的后事又馬上要辦英宗的后事，連續(xù)給兩位皇帝修陵，搞工程那是要花錢的，國庫已經沒錢了，英宗陵寢就因為沒錢拖了很久，最后神宗不得不下令從簡治喪才得以完工。
英宗在世時還要給自己親爹濮王修陵園修廟，到了神宗這兒，全部砍掉，沒錢。
是神宗不想孝順先人嗎？是因為國庫已經完全無法承擔了。公司沒錢會破產，國家沒錢就要滅亡，作為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神宗其實看的非常透徹。
國內財政緊張，邊境軍事壓力巨大。北邊的遼國和西北的西夏，都是神宗的心病，恢復漢唐舊疆不是喊口號，首先就要除掉這兩塊心病，想要除掉這兩塊心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花錢。
事實證明，只要有錢，而且把錢花到了對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效果。就在變法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壓力重重的情況下，西北河湟地區(qū)傳來的一次次的捷報，給變法打了一劑強心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