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追尋紅色印跡
殷暢和爸爸媽媽這次BJ之行的另一站是國家圖書館。
豎排書寫的鋼筆字，泛黃的草稿紙，字里行間熱情躍動的詩句……
一部被魯迅先生在序言里稱作“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的書稿——殷夫的《孩兒塔》，被靜靜地擺放在國家圖書館的玻璃展柜里。
它的旁邊，還有攤開擺放著的柔石的《詩稿》和馮鏗的《胎兒》。
而魯迅先生的手稿，就在離它們不遠處的展柜里陳列著。
年輕的“左翼”作家與他們所敬仰的魯迅先生，在這樣一個歷史與現代交匯的情景中聚集在一起。
在國家圖書館為紀念建黨九十周年而舉辦的珍貴歷史文獻展上，參觀著這些讓人在歷史中漫步的展品，帶著一種別樣的思緒，殷暢和爸爸媽媽又在另一個展柜前駐足。
“知道馬克思和《共產黨宣言》吧?！?p> 看著展柜里那本珍貴的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爸爸問殷暢。
“上小學就知道了，但是覺得好遙遠啊?！币髸痴\實地回答。
“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對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影響巨大。***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過，正是這本書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p> 珍貴歷史文獻展上，與展品同樣豐富的是它們背后的故事。
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為參觀者講述了這次展出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發(fā)現過程。
1975年1月，84歲的陳望道老先生到BJ出席第四屆人大會議，老先生提出到當時的北海老國圖館看書。工作人員拿出藍印封面的《共產黨宣言》請他題字。后來老先生看到水紅色封面的這本《共產黨宣言》時特別高興，他指出這才是第一版。
當年，這本毫不起眼的小冊子，不知在多少進步青年手中流傳過。
這些青年人，有的還未及留下名字就匆匆消失于歷史長河中。
有的則踏著一路荊棘，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
“從前在學校聽老師講，覺得這些歷史離自己太遠，難免覺得枯燥，今天仔細看下來，了解到了很多特別有趣的細節(jié)。比如那幾種偽裝本，就特別讓參觀者感興趣?！?p> 參觀結束回到住處，殷暢的興致依然不減，滔滔不絕地對爸爸媽媽說。
原來，殷暢提到的偽裝本，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者為了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審查，巧妙地用其他封面做掩護的中國共產黨的文獻。
這次去BJ，殷暢的眼里充滿了“紅色”新潮。
爸爸所在的研究院在BJ設有辦事處，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到BJ出差一般都住在辦事處所在的賓館里。
因為研究院組建時，包括有BJ的相關研究部室，所以，爸爸的許多同事是BJ人。
殷暢跟著爸爸媽媽在BJ的幾天里，聽著爸爸和同事的閑聊，可以說是一次對BJ的“深度游”。
“再帶孩子到三里屯去看看吧。那兒是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留心的話，在那兒可以看到來旅游的外地人不太容易關注的場景?！卑职值耐陆ㄗh。
到BJ三里屯village大廈的，果然大都是年輕人。
這里的年輕人很潮，而且，在殷暢的眼里，這里的時尚潮流別具一格。
殷暢在這里看到，從**帽到軍綠色挎包，從搪瓷杯到連環(huán)畫，從紅五星到糧油票……這些充滿濃郁懷舊風的物件、元素，成了BJ年輕人“潮”的標志之一。
在village大廈一家不太顯眼的名為“原創(chuàng)界”的店面，一款印有《***語錄》封面的鼠標墊，店家說半個月內賣了40多個。
殷暢對這個鼠標墊的第一印象就是“潮”。
殷暢說，像她一樣的90后，喜歡一些與自己童年記憶有關的東西。
“孩子比我們觀察的仔細多了?！眿寢岓@訝地看著殷暢說。
“那種把童年記憶與‘紅色’元素結合起來的時尚用品，我們年輕人肯定非常喜歡?！?p> “爸爸媽媽，再看這個鼠標墊。”
殷暢拿過另一款鼠標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譜被印作背景，幾個紅色的大字印在鼠標墊中央——“沒有共產黨，上哪找新中國”。
“這樣的創(chuàng)意真好，這樣的宣傳方式，效果肯定不一樣?！币髸车膵寢屵B聲贊嘆。
“其實，我們這些孩子并不排斥紅色教育。比如2009年我剛上高中的時候，同學朋友中如果誰沒看過‘紅色電影’《建國大業(yè)》，那誰就out了?！?p> 殷暢和爸爸媽媽還參觀了BJ大學和清華大學。
在清華大學校園里的一處宣傳欄上，一篇清華大學學生寫的文章，吸引了殷暢和爸爸媽媽的注意。
文章中說——
在緊張準備期末考試的間隙，自己這個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清華大學學生觀看了電視片《我愿以身許國》。
這部描述“兩彈一星”研制工作者事跡的作品，在學生中尤其是學生黨員中很流行。在社會日益多元化的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魅力有增無減，加入共產黨依然是中國青年的主流追求。
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入黨有那么大的熱情？
原因有很多，不過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可以從學生黨員中流行的這部電視片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受到共產黨人那種奉獻精神的激勵，被他們的擔當所感動……
電視片《我愿以身許國》，講述的是“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的故事。
這個故事，早已為中國人所熟知。
1934年，在德國柏林大學師從著名核物理學家，苦學4年取得博士學位的王淦昌，毅然選擇了回國。
挽留他的教授說：中國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沒有前途的。
王淦昌堅定地說：我出來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報效我的祖國。
1961年，當上級請他參加領導研制原子彈的工作時，王淦昌沒有猶豫，當即回答：我愿以身許國！
這句脫口而出的話，是從他心底迸發(fā)出來的，他從此隱姓埋名“失蹤”了17年。
這種“我愿以身許國”的奉獻情懷和擔當精神，在那一代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身上，都時時刻刻地體現著。
他們——
為了中華崛起而讀書；
為了讓老百姓不再受欺侮而投身革命；
為了報效國家而回到祖國；
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而不惜犧牲生命；
為了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而“以身許國”！
他們以“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的情懷，奮斗在中國的土地上。
從革命戰(zhàn)爭時期到國家建設時期，再到改革開放，共產黨人的這種奉獻精神一脈相承，一以貫之。
在清華大學學生寫的這篇文章里，殷暢還看到，中央組織部的統(tǒng)計表明，在每年全國新發(fā)展的黨員中，學生占相當大的比例。
這篇文章中寫到的另一段話，殷暢至今還有著特殊的深刻記憶。
那句話是：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這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應有的擔當。
就是那次在清華大學的宣傳欄前，殷暢第一次在思想上產生了一種蓬勃向上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