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家》·新世界·三家分晉（2）
三家分晉，歷史的大事件，趙氏無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往根源上說，晉武公曲沃代翼是最開始的推手，“驅逐群公子”，導致了晉國幾百年公室卑弱，卿大夫專權。其次要算這筆分家的帳，晉文公也要算一個。
晉文公在爭奪權位的過程中，主要依仗著異姓功臣，為了表示對這群功臣的重視，設立六卿制度。晉國幾百年差不多都是君弱臣強，卿大夫勢力逐漸壯大，繼而互相傾軋，最后六卿為四卿，四卿為三卿，直到韓魏趙三家建國。
從趙氏的角度講，三家分晉，獨立建國是一項輝煌的功業(yè)。但是對這一個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件，不同的史家不同的角度來議論它，譬如太史公司馬遷持一種褒揚的態(tài)度，在太史公的筆下，趙氏是成功者。但是，到了司馬光撰史，三家分晉的面目截然不同。其中的原因在于撰史者的觀念相異。
司馬遷所作史記乃“一家之言”，蘊含著他本人對歷史人事的獨特認識，不虛美不隱惡，比較客觀的在寫史，并不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這也是司馬遷最值得稱道之處。而司馬光則不同，他完全站在儒家的角度去選擇史料，解讀史料，以期“有資于治道”，就是說，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完全的徹底的代表著官方的態(tài)度，就是給統(tǒng)治階級出謀劃策的。而儒家在漢以降一直處于歷朝歷代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它所表達的內容有意識有選擇性的傾向于儒家的理念。這是司馬遷與司馬光做史的最根本區(qū)別。
司馬光做《資治通鑒》從三家分晉開始，其中與司馬遷的史記有重疊的幾百年階段。也就是這幾百年的記述，顯露了兩人不同的做史態(tài)度。而三家分晉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更是將二人的歷史觀念表露無遺。
司馬遷所處的歷史時期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階段，但當時的儒家雖然被重視，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但是其表里仍然有著諸子百家的氣息，也就是說儒家的政治理念并不曾根深蒂固，漢武時董仲舒提倡的儒家也不是春秋時期的純粹的儒家，是一種變異了的，摻加了官方意識的新的儒家。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歷史時期又有不同，其時儒家已經完全占據(jù)了整個社會的主流，統(tǒng)治者有意識的利用儒家加強思想統(tǒng)治，這與漢武時獨尊儒術有不同。或者說司馬遷的時期政治上還算是比較寬松的，而司馬光的時期，儒家作為一種政治需要，基本上壟斷了思想領域。
司馬遷的史記“成一家之言”，對于歷史人事相對來說比較的中肯客觀，不存在為統(tǒng)治者吶喊的意識，是他自己的私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則不然，作為一種官方治學，其中洇染著濃烈的儒家氣息，代表著北宋的官方意志，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是當世的政治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