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八下午，徐澤正在組織擴編后的保丁隊合訓，熊蒙派人送來消息：“延安府來人，自稱湯隆，說是有急事，要上山當面告訴社首?！?p> 哈哈，當初邀請湯隆一起出延安，他不愿走，今日，卻自己跑了過來！能有什么急事？
喜出望外的徐澤親自下山迎接。
碼頭上，湯隆風塵滿面，不停的踱著步子，模樣甚是焦急，見著徐澤，迎上來就道：“兄弟做得好大事！”
徐澤面色古怪，問：“隆哥可是聽得甚消息？”
湯隆道：“上月，我到京兆府采買，月底回到延安，才知中秋前，鄆州有差役來查你，我尋思著你離去時之言，恐吃官司，便急急趕了過來尋你?！?p> 徐澤樂了，縣州蘇瑾、梁子美兩位官老爺，派人上奏梁山亡戶歸治，并清查眾人案底的消息，呂行和康臻早已打探清楚，并及時傳回了梁山，沒想到梁子美的謹慎，竟然把湯隆給趕來了，真是意外之喜，梁相公大好人??！
嗯，師父王進還在塞門寨駐守，估計還得一段時間才能換防，等他得到自己的消息，會不會也急著趕過來？
呵呵，徐澤被自己這個想法逗樂了。
王進本就性淡，原劇情中，史進做了那么多的“大事”，也沒見他出現(xiàn)過。
更何況他本就得罪了高俅，自身尚且難保，自己這邊是好是壞不知，但他要是過來找自己，還得讓高俅一并惦記上，以師父的為人，肯定不會跑過來坑自己這個徒弟的。
還是等官府正式文書下來，再給他老人家寫封信，報個平安吧。
看到徐澤臉上掩飾不住的笑意，湯隆便明白自己的擔心多余了。
湯隆不擅交際應酬，老父去世之后，在延安少了官面上的照應，受盡人情冷暖，而徐澤離開后，更是連個知冷知熱的人都沒有。
無人關(guān)懷照管，自己更加嗜酒嗜賭，短短兩月，老父留下的那點微薄家產(chǎn)，就被他敗了個精光。
去京兆府的錢，還是抵押徐澤的房產(chǎn)換來的。
結(jié)果該采買的沒采買，本錢卻又輸個七七八八，此番即便不來梁山，回到延安，也待不下去了。
他一路跑到此地，其實也是存了一份跟著徐澤混的心思，當下也不扭捏，跟著徐澤上了山。
隨后，逐漸了解到梁山這兩個月時間的連續(xù)擴張，以及官府認可的細節(jié)，便安心留了下來。
九月初十，壽張縣押司鄭成登島，傳達了官府關(guān)于梁山的安置布告。
“許徐澤以下梁山眾人就地置村，蠲三年稅賦，募徐澤為鄆州駐泊梁山鄉(xiāng)戶衙吏，責其催繳梁山賦稅，編練梁山保丁，緝捕梁山水泊鄆州水域內(nèi)漁盜”。
鄭成上山的時候，梁山正在舉行蹴鞠賽，他傳達的又不是圣旨，用不了什么正式濃重的儀式。
眾人聽了布告后，又接著比賽。
鄭成被這項運動的新穎規(guī)則和激烈對抗性吸引住了，宣讀完布告，還賴著不走，留下來看完了全場，直到比賽結(jié)束，方盡興而歸。
至于梁山明顯多出的那么多人，其人則是視而未見。
送走鄭成后，徐澤集合同舟社管理層，討論官府的布告內(nèi)容。
眾人均很興奮，感覺好日子似乎就在眼前，有幾人喜極而泣，大呼“皇恩浩蕩”。
徐澤聽了很不愉快，打斷眾人的唏噓，讓褚青給眾人解釋一下免稅政策。
褚青說梁山人數(shù)越來越多，但當初登記在冊的人數(shù)卻不多，所謂免稅，也只是免田地夏錢秋糧兩稅，梁山本來就缺地，就算加上漁稅和免疫錢等雜七雜八的，其實也并不多。
以現(xiàn)在梁山的產(chǎn)出，免和不免稅，影響都不大。
但梁山是經(jīng)商為主，大宋商稅制度，主要分兩種：一種是過稅，值百抽二，即稅率2%；一種是住稅，值百抽三，即稅率3%。
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等，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等等，均在征課之列。
大項交易往往需要到官府登記，還要交納牙契錢，這個就沒有定數(shù)了，各地不一，全看官吏良心和自覺。
即便朝廷明文免稅，但梁山如今經(jīng)營的鮮魚、蘆編、蜂窩煤爐和以后的肥皂等，只要進城發(fā)賣，過稅照樣一文不少，而在東京合伙打制售賣蜂窩煤，住稅也一樣要交，所以免除三年賦稅的實際好處很有限。
再則，若是梁山?jīng)]有徐澤主持經(jīng)營，僅靠眾人打魚種地，即便免稅三年，生地也才剛弄熟，出產(chǎn)有限，日子一樣緊巴巴，想留些積蓄都難，何況三年以后還得上稅。
若是再遭遇災荒，就只能賣兒賣女，或是接著逃荒避稅了。
原本還感念天恩浩蕩的幾人，聽了褚青的解釋，頓覺朝廷手段無窮，小民始終玩不過官府，幸好有徐澤在，以后還是踏實跟著社首干。
相對于沒什么多少意義的免稅，徐澤更加關(guān)心“鄆州駐泊梁山鄉(xiāng)戶衙吏”這個身份。
不用問，這個莫名其妙的任命，一定是出自鄆州知州梁子美的手筆。
州、縣衙吏是有正規(guī)編制的，工作時間，通常必須在衙門候職，隨時聽從上官差遣。
在一些情況復雜的地區(qū)，為了解決基層治安和管理力量不足的問題，官府也會委任鄉(xiāng)戶衙吏，或是安排駐泊衙吏，但把二者合在一起任命，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梁山水泊緊挨兩州五縣，再加上四通八達的水系相連，真要理順方方面面的關(guān)系，靠“駐泊鄉(xiāng)戶衙吏”這個既不正規(guī)又不入流的小吏身份，純粹就是開玩笑。
梁相公若真有誠意收編自己，應該任命自己為“巡檢”才合適。
只是，即便最低一級的縣級巡檢，也是三班借職，雖說位卑，但好歹也是正兒八經(jīng)的入流武官，朝廷不可能如此輕率就給自己這個亡戶授官。
而且鄆州、濮州和濟州三共一個州巡檢司，治所在濟州，梁子美這個鄆州知州，也無權(quán)干涉其事務。
梁子美明知梁山既不聽調(diào)也不聽宣的實際情況，還下了這么一個任命，其本意應該是給徐澤下套，這個任命實際是一副束縛徐澤手腳的“枷鎖”。
一旦領(lǐng)了這個差事，以后，但凡梁山水泊鄆州境內(nèi)水域有事，徐澤這個駐泊的鄉(xiāng)戶衙吏，都難逃其咎。
如此以來，徐澤便是天大本事，也只能老老實實的做個“梁山都保正”。
不過，這副“枷鎖”恰好是徐澤想要的，梁相公給了捕盜之責，總不能讓梁山保丁赤手空拳去抓捕窮兇極惡的漁盜吧？
徐澤確認湯隆沒有離開之意后，就又成立了一個新部門——鐵器坊，由湯隆負責，主要任務是打造梁山急需的各類鐵制工具，卻沒有打造兵器。
不要以為水滸劇情中草寇橫行州縣，就認為真實大宋如后世美帝一樣民間兵器泛濫。
實際上，大宋對民間兵器的管控還是比較嚴格的，這也是徐澤上梁山后，一直沒有打造兵器的原因之一。
本朝立國之初，由于五代的持續(xù)混戰(zhàn)，兵賊盜匪遍地，民人紛紛結(jié)宅建塢，習武治兵以自保，國家又因急劇擴張，官吏嚴重不足，對民間治安的管理力量很弱。
所以，最初是允許甚至鼓勵民戶持有武器自保的。
但自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始，朝廷就屢次詔令禁兵，除了弓、箭、刀、短矛、盾牌“五兵”不禁，其他兵器裝備則一概禁止，尤其是長矛、盔甲、弩等軍用兵器。
而靠武力開拓之地、剛發(fā)生叛亂的地區(qū)等，為了防止叛亂再起，則是連“五兵”也要禁止。
首都東京城內(nèi)，除了官員和兵將可以按照有關(guān)律令持有相應的兵器外，其他人員一概不能持有兵器。
而因戰(zhàn)事頻繁的陜西諸路和一些治安復雜的地區(qū)，官府則會有條件的放開禁兵管制，以增強當?shù)刈孕l(wèi)能力。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朝廷推行保甲法，要求兩丁以上的民戶每家一人為保丁，必須自備弓箭兵器，由于長期禁兵，民間弓箭不足，導致弓箭價格大漲，一張弓的價格達到一千五百文，十支箭的價格也達到了六七百文，一些民戶甚至不得不變賣家產(chǎn)購買弓箭。
哲宗時，朝廷又規(guī)定保丁的兵器除了冬天訓練的時候拿出使用，其他時間段一律收繳庫藏。
今上大興土木后，國力耗損，民怨?jié)u起，各地又進一步嚴管，一些路、州干脆將所有武器收繳，并取消了有關(guān)的軍事訓練，連民間的弓箭社也一并解散，并禁止民間學武。
但實際上，這一禁令執(zhí)行的并不徹底，徐澤攜帶長槍從延安一路到達梁山，也沒見人將其拿下（當然，也有徐澤處事謹慎，從不攜帶利刃進城的原因）。
而在嚴格禁兵的東京城，徐澤就發(fā)現(xiàn)了孫羊正店旁，一家武器店便光明正大的營業(yè)，生意還相當不錯。
梁相公的牽制之舉，反而解決了自己的難題，徐澤為此沾沾自喜，卻不知朝廷對和其同時呈于御前的董舜咨、董彥博二夷部的安置意見：
以保州地改設(shè)祺州，董舜咨為刺史，尋遷觀察使；以霸州地設(shè)亨州，董彥博為團練使、留后，遷節(jié)度使。詔成都給居第、田12頃。二州經(jīng)費歲用錢12100緡，米麥14700石，絹2850匹，綢布、綾綿、茶、鹽、銀等不預，后皆為砦。
嗯，朝廷對歸化之民，就是如此內(nèi)外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