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小河》，被胡適稱為“新詩中的第一首杰作”，它表現(xiàn)了小河流水的流動感，但這種流動感遠不如白居易《長相思》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來得靈動；劉半農(nóng)那首有名的“相隔一層紙”的白話新詩，反映了貧富的對立和勞動者的苦難，但它的藝術效果卻遠不如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說明什么？說明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至今尚難以達到的古典美。中國文學的古典美的形成，不是沒有原因的。原因多方面，我看起碼有兩條：一是與生活節(jié)奏直接相關，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節(jié)奏之慢，是我們今天很難想象的，與那時的瓷器、絹綢制作工藝相一致，在這種節(jié)奏中不計時間成本的文藝佳作創(chuàng)作過程，就像曹雪芹寫《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是今天的“朝甫脫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內(nèi)，遍天下矣”的文藝創(chuàng)作遠不能相比的。二是時間的汰選，杜甫創(chuàng)作的詩歌絕不是我們在《杜甫詩選》里看到的那些，李白亦然，這些歷久不衰的作品流傳上千年至今，時間的自然汰選，就是一個去粗取精的過程，自然“美”不勝收。我這樣說，無意于責備年齡剛過一百歲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而且，顯而易見，前述中國文學古典美形成的關鍵性首要條件已經(jīng)去而不返、無法重復，我們不會回到古代那種生活節(jié)奏，時至今日連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沒有。但是，中國文學的古典美始終是存在的，它浸透在這個民族生活里，積淀在這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正因為此，我們才會說《小河》表現(xiàn)的河水流動感遠不如《長相思》。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需要繼承這種古典美，當然，這種繼承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

　　事實上，可以提出的，是已經(jīng)歷了百年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遠沒有實現(xiàn)古典美的創(chuàng)造性現(xiàn)代轉(zhuǎn)化。那么，原因何在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自1917年1月胡適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后，“文言”變“白話”的中國新文學始終把西方文學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范本。那時候，幾乎每一位現(xiàn)代作家心目中都有一個乃至幾個外國偶像，中國古典文學似乎被他們整個“遺棄”了：郭沫若崇拜惠特曼、泰戈爾、歌德，茅盾即沈雁冰心目中有泰納、左拉，曹禺仿效易卜生……連魯迅都說自己開始的小說創(chuàng)作“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胡風甚至到了20世紀40年代還說中國新文學是“世界進步文藝傳統(tǒng)底一個新拓的支流”（《論民族形式問題》）。顯然，這些述說是真實的，域外文學的進入對于新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是完全必要的。新文學先驅(qū)者是“歷史的中間物”，前半身在中國古代，古典文學修養(yǎng)的深厚在他們創(chuàng)作中自然表現(xiàn)出來；但對于新文學后繼者就并非如此了，魯迅后來就有針對性地提出“新的藝術，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突然發(fā)生的，總承受著先前的遺產(chǎn)”（見魯迅1934年4月9日致魏猛克的書信）。顯而易見，這更是留待后繼者完成而又難以實現(xiàn)的巨大工程。

　　其次，“救亡圖存”是貫穿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時代主題，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風起云涌，戰(zhàn)火紛飛，改變了新文學作家的生存狀態(tài)，“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只能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文學無法沉靜下來，品味審美范式這類過于優(yōu)雅的問題。

　　第三，特別是1949年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文學過多地與政治攪在一起，諸如“《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陶淵明寫挽歌》是借古諷今”“《海瑞罷官》是反攻倒算”……這一類我們耳熟能詳?shù)穆曇簟！懊馈边@個詞匯已經(jīng)完全被“階級性”所捆縛，“古典美”只能是我們腦海中殘留不多的遙遠的記憶。這種狀況直至1978年后才有所改觀。

　　我講這個道理，針對的是淳彥這部著作。

　　我認識淳彥已有二十多年了，他給我的感覺總是那么睿智、沉穩(wěn)，思維活躍，常有奇思妙想，文筆蘊藉有力。當看了淳彥這部著作，我很受了一番震動。

　　我想到的是，首先是淳彥學者兼作家的身份。記得王蒙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作家的學者化”這個問題（《讀書》1982年11期《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王蒙在文章中反對作家不學無術，理由是“能夠完成偉大的史詩的作家，能夠不同時是思想家、史家、美學家、社會學家和詩家嗎？”他擔憂的“不是某個作家的文化知識問題，而是整個作家隊伍的非學者化，以及作家隊伍與學者隊伍的日益分離，走上兩股路的狀況”。

　　我認識淳彥是在吉林大學時，先看到的是他身上“學者”的一面，他考取了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正在為報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做準備，我其時研究的課題是中國新文學的發(fā)生，不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發(fā)生》這部著作，在該書自序中說：“此刻，我十分懷念兩年前與七八位研究生在一起搞這一課題的情景，大家不分晝夜在一起熱烈討論，鉆圖書館，‘泡’在那些‘故紙堆’中，他們給我留下了上百萬字的資料，尤其是一位當時還并非‘正宗’的研究生，他也加入進來，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在那些研究生頂不住一頂莫須有的‘保守主義’的‘罪名’無心戀‘戰(zhàn)’而散去時，始終伴隨著倍感‘孤獨’的我的默默無聞的研究，在我，這是精神上缺之不可的?！彼?，就是王淳彥，我們后來還聯(lián)名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可見他的學術研究積累之深厚，他明確意識到前面一再提到的中國文學“古典美”的創(chuàng)造性現(xiàn)代轉(zhuǎn)化問題，我們曾多次討論，這成為他此后十多年孜孜以求的方向，是通過他身上“作家”這一面完成的。

　　本書就是淳彥追尋中國文學“古典美”的創(chuàng)造性現(xiàn)代轉(zhuǎn)化的有力實踐。從文章中的湖山夢影里，我們時而看到王維的影子，時而看到蘇軾的影子，能夠很明顯地看到作者很努力地學習了中國古典文學、古典美學的知識體系，并且開始嘗試著把古典音樂、書法的審美韻律融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當中。他的文章彰顯出濃郁的古典美，又不失當代情懷，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知不覺神魂滌蕩，如清風入懷，感到了久違的風雅。

　　作者能夠這樣熟練地運用筆墨，把江河湖海的生命體驗和中國江南文化、大運河文化融匯起來，也是這個時代賦予的奇人奇事。在我們這個跌宕起伏的時代，一個人、一個生命能夠自覺地游走在中國文化的鄉(xiāng)間，能夠用人生去體認中華文化的根脈，這實在不是一件平常事。但是，淳彥努力地去做了。當然，也許只有他的個性，只有這個時代的個性，才能為他提供這樣的一次與文化親密接觸的機緣。

　　魯迅講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探究中國文學的根源，探究中國文學的審美范式，需要淳彥這樣的作家兼學者。希望他能堅持下去，真正找到中國古典美學的源流，并且通過細膩的文學筆觸轉(zhuǎn)化到我們鮮活的生活中來，給讀者奉獻更好的作品，滿足大家對中國美的好奇。

　　最后，我給我親愛的學生一些寄語：我們的時代即將過去，你們的時代已經(jīng)到來，希望你能珍愛身體，珍愛天賦的才華，用上天給予你天賦的細膩和美的感知來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更多、更好的美的享受。

　　美，是我們生活中的稀缺資源。我們需要美，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美的創(chuàng)造者。感謝淳彥在這本書中給我們帶來的各種體例的當代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