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才，各種事情也都可以開始展開了。
畢竟，總不能等到劉備真正地入主徐州之后，再去開始，那就有些脫節(jié)而且晚了。
程皓現(xiàn)在想到能夠的最好的就是造紙術和印刷術了。
造紙術，其實這個時候早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向上追溯的話，能夠很早很早。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養(yǎng)蠶的國家。古代人民用上等的蠶繭來抽絲織綢，至于被淘汰剩下的惡繭、病繭等則用漂絮法制取絲綿。
漂絮結束之后，在過濾用的篾席上會遺留一些殘絮。那么，漂絮的次數(shù)多了之后，篾席上的殘絮便行成一層纖維薄片，在晾干之后剝離下來，就可以用于書寫。
從它形成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種漂絮的副產(chǎn)物數(shù)量不多，在古書上稱它為赫蹏或方絮。
等到人們意識到這種方絮可以用來書寫之后，就開始有意識地來生產(chǎn)這種方絮。但是，它的成本相比于竹簡，甚至絲帛，都還是太高，所以只被社會上層人士所掌握。
甚至就連上層人士也不會用方絮而是絲帛作為常用的書寫工具。
至于真正的紙，最遲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的西漢初年，便已經(jīng)在中國問世。
這時，也就是造紙術發(fā)明的初期，造紙原料主要是樹皮和破布。聽起來似乎好像挺便宜的樣子，但是無論是麻布還是以檀木和構皮（楮皮）為主的樹皮，對于古人而言都不是輕易能夠承擔得起的。
而且，這時候的造紙技術還有些粗糙，表面也不夠平滑，不適宜書寫，主要是用來包裝。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根據(jù)方絮的制作方法改進了造紙術。
蔡倫使用樹皮、麻頭以及敝布、魚網(wǎng)等原料，經(jīng)過挫、搗、炒、烘等工藝制造的紙，可以說是現(xiàn)代紙的淵源。這種紙，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質(zhì)量也提高了，逐漸普遍使用。
為紀念蔡倫的功績，后人把這種紙叫做“蔡侯紙”。
也就是說，現(xiàn)在這東漢末年，蔡侯紙早已出現(xiàn)。而且關于造紙的工藝，其實也沒有多少改進的空間。
不過，盡管如此，并不意味著不能再改善了。
唐朝時，竹紙的出現(xiàn)標志著造紙技術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要知道，竹子的纖維是很硬的，能夠用竹造紙，足以說明造紙技術的跨越式發(fā)展。
唐朝時在造紙過程中加礬、加膠、涂粉、灑金、染色等加工技術相繼問世，為生產(chǎn)各種各樣的工藝用紙奠定了技術基礎。之后，生產(chǎn)出來的紙張質(zhì)量越來越高，品種越來越多。
像宣紙、壁紙、花紙等也逐漸被發(fā)明出來，紙張成為人們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程皓想要拿出來的就是這種成熟的造紙技藝。雖然說這是超出時代四百多年的技術，但是并不難達到。因為蔡倫的造紙步驟已經(jīng)十分完善。雖然唐朝竹紙的進步很大，但在技術上不過是稍微的改變。
與紙相對應的，自然就是印刷術了。
至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自然也沒什么好說的，雕版印刷就不用考慮的。
說實話，程皓是真的不認為印刷術有什么技術含量。
其實，這就是一個思維的問題罷了。
漢朝有紙之后的八百年，蔡侯紙之后的五百年間，沒有出現(xiàn)印刷術，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紙。
紙的質(zhì)量不好，書寫都存在困難，怎么可能會印刷呢？
唐朝之后，紙的質(zhì)量得到了提升，印刷術也就應運而出。
從最初的雕版印刷，到后來的活字印刷，又是一個思維轉(zhuǎn)變和超脫的過程。
其實沒有什么好說的。當然，不能因此就否定印刷術。對于人類文明而言，它出現(xiàn)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為什么首先把紙和造紙術拿出來呢？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個問題。話語權。
后世而來的程皓當然知道，輿論的威力。可以說，當你掌握了輿論之后，你想是什么樣的，你就是什么樣的。哪怕你是惡的，依然也會是善的。
掌握了輿論，就掌握了話語權。
尤其是在現(xiàn)在這個儒家還勉強能夠算得上是第一顯學的時代。
為什么用勉強二字呢？
因為從漢末之后，魏晉南北朝的四百年左右時間里，儒學極大地衰落。
也沒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因為戰(zhàn)亂和爭霸。
春秋戰(zhàn)國時為什么大國官方都不接受儒學，而接受了儒學的小國并未強大而是被滅？就是因為，儒學，真的不適合亂世。
講道理，其實人們都是逐利的。太平之世，人們還能夠遵守綱常禮教。但是亂世之時，人們連自身都無法保全，自然難能去遵守那些“身外之物”。
漢末之后，儒學衰落，佛、道興起。尤其是佛教，在這一段時間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
為什么？這就需要說到這一時期的佛教了。
我們都知道《西游記》的故事，這或許是曾伴隨了我們整個童年的存在。
程皓當年也是翻過來、覆過去地看各個版本的《西游記》。
同樣，其實我們都知道，《西游記》的故事是虛構的，是假的。
不過，故事中的唐僧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師。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還記得西游記中觀音對太宗說的話？程皓也有些記不清了，但是仍然能夠想些大概。大體意思就是：你們這里的經(jīng)書是小乘經(jīng)書，真正的大乘經(jīng)書在西方。
注意，這不是吳承恩虛構的。
唐朝之前的中國佛教，的確是小乘佛教；而唐以后的佛教，是大乘佛教。當然了，所謂“大”“小”，是我們這樣認為的。
小乘與大乘之間什么區(qū)別呢？
簡單地說，是度己和度人的區(qū)別。應該也比較直白了吧。
亂世之中，人們更關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因而專注于度己的小乘佛教無論是在社會底層還是上層，都得到了廣泛的追捧。
佛教，大興。
這種情況持續(xù)到唐朝，仍未得到改變。
著名而真正的儒士韓愈，曾高高舉起儒的大旗，奮力攻擊佛教。但是，收效甚微。
直到宋朝，一個與程皓名字相近的儒生出現(xiàn)，儒家才開始再次崛起。那個人，叫做程顥。
程顥和他的弟弟程頤、以及南宋的朱熹，共同創(chuàng)立了程朱理學，又叫做宋明理學。
程朱理學，在歷史界，又被叫做新儒學。
后來，新文化運動時代許多著名的愛國文人都站出來批判儒學，其實批判的就是程朱理學。
但這并不是說程朱理學一無是處，而是因為在明末之后，幾乎再沒有發(fā)展的理學已經(jīng)不適合那個時代了。
想想吧，一個理論，一個學說，怎么可能數(shù)百年不做改變而仍然能夠適用呢？不存在的。
而且，或許理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程皓又不是不動腦子的。去蕪存菁之下，自然是能夠讓這個時代的儒生都拜倒在自己的儒袍之下。
屆時，自己與劉備勢力將掌握極大的話語權。到時候不管哪個諸侯會挾天子以令諸侯，在輿論上也能夠絲毫不弱。
而除此之外，更是有著許多方面的優(yōu)勢。
對于人才的吸引，對于日后的施政方陣，對于踐行程皓的理念，對于日后更遠的擴張。
等等等等。
錯誤的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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