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笑了一笑，先在話里給自己留了條后路，
“奴婢原是陜西人，未曾親歷我朝漕糧轉(zhuǎn)運，不過奴婢在內(nèi)書堂時，嘗聽翰林說起前元舊事?！?p> “古人云，‘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前元故事而觀，以海運替漕運，實在恐非易事。”
朱翊鈞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當年的高瞻遠矚。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這里。
雖然二人都是農(nóng)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種人，所以他從來不指責妥歡帖木兒強征民工開鑿河道。
因為他知道他會當皇帝，他當了皇帝也一樣會鑿河道，即使他不鑿，他的子孫也一定會像妥歡帖木兒那時一樣去征民工、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歸起兵，挖統(tǒng)治階級墻角這種事他是從來不做的。
所以后來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沒覺得有甚么不對。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實誠得有些“愚”了。
像“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種空話，說了也就說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個是“真宋”、哪個是“真龍”。
李自成倒好，一張口就是“闖王來了不納糧”，這一“不納糧”，直接就把統(tǒng)治階級的根子給挖了，百姓不納糧怎么去供他一個農(nóng)民皇帝？
就像后世民國政府給溥儀以“優(yōu)待條件”遜位，一個是欺君，一個是欺民，都是敗史。
都是先造了一個大局面，教人盼著它敗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斷芭蕉，真成了勢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義。
農(nóng)民打天下和農(nóng)民起義當然是不同的。
打來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換了另一家另一姓，這換上去的那一家便盡可以奚落前者，借鑒前者，把前者的難處時不時地拿出來評判評判。
雖然本質(zhì)都是一樣的內(nèi)核，可一樣的事情換到了他人頭上，評判起來就不算丟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鈞道，
“好，蒙元故事總有警醒之用，你且說便是。”
張誠笑了笑，開口即道，
“據(jù)奴婢聽聞，其實昔年忽必烈在時，即有丞相伯顏上呈開通膠萊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產(chǎn)，只有南糧北調(diào)，才可維持元大都城中一應開支?！?p> “而蒙元時，黃河數(shù)次改道，多股支流并入一支匯入淮河，洪災泛濫，黃河下游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會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壞力嚴重?！?p> “依理而言，伯顏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應擊節(jié)叫好，無有不應，可膠萊河海運之議，終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p> “蒙古人說膠萊河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倘或開工建設運河，必然要由山東地方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p> “而僅以山東一省之力，于如此規(guī)模的工程而言，只是杯水車薪，因此當時就任山東的蒙元官員頻頻推搪塞責，以致膠萊河遲遲不得動工?！?p> “似此這番說法，皇爺以為如何？”
張誠說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鈞知道他借古諷今不敢直言的意思，于是接口道，
“這番說法極為荒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搶掠不斷，連把中原耕地全部變?yōu)槟翀龅姆ㄗ佣枷氲贸鰜?，他們?nèi)绾螘裢忸櫹綎|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為了維持漕運，財政入不敷出，能夠提供的撥款甚為有限，但就算要山東地方自籌，那也無可厚非?！?p> “倘或膠萊河建成，山東運河沿岸必定商貿(mào)繁榮，商貿(mào)一旦繁榮，山東官員自然有的是辦法充盈地方財政，如何會因顧惜民力而反對開鑿海運河道呢？”
“依朕看來，定是因為蒙元時，各省各路均設‘達魯花赤’為掌印要員，具有定策大權(quán)，其職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來擔任。”
“外夷目光短淺，不知海運可興商利，又怕攬事上身，自然只是推說顧惜民力，以求早日升遷罷了?！?p> 張誠笑著應道，
“皇爺說得是一樣，不過依奴婢看來，達魯花赤這般推搪，也是顧慮甚深?！?p> “依蒙元之國力，新河從開鑿，到建成，到沿岸繁榮，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財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時間，長則要達十數(shù)年，遠遠超過蒙元達魯花赤的任期?！?p> “皇爺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亂不堪，忽必烈在位時，朝中的漢法派與理財派爭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讓忽必烈禪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p>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東一省的達魯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將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會贊成丞相伯顏的提議呢？”
“且不論伯顏黨派立場，倘或那達魯花赤贊成了，膠萊河也順利開通了，那運河帶來的功勞卻不會記在他身上，忽必烈只會贊賞伯顏理政有方?！?p> “相反，倘或那膠萊河的施工過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漢人的民變，那過錯卻又是那達魯花赤自己擔著，丞相伯顏未必會替他說情?！?p> “即使忽必烈能記得他的功勞，伯顏也能體會他的難處，可待這運河盈利之時，這達魯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p> “后來者一事無成，卻能白白落個海運河道經(jīng)營有方的好處——這還算是幸運的?！?p> “倘或朝中兩派斗法兇狠起來，有人為對付伯顏在膠萊河上生事，又栽贓到前任山東達魯花赤頭上，那此人又該如何自處呢？”
朱翊鈞沉默片刻，道，
“說來說去，無非是因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員盡皆膽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還在，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顏之提議。”
張誠笑著搖了下頭，道，
“皇爺，可不能這么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們可不在行?！?p> 朱翊鈞道，
“哦？怎么個不在行??？”
張誠道，
“蒙古人進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樣當了地主、豪強，甚至比原來的宋人地主還壞、還不可收拾?！?p> “他們仗著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結(jié)，仗著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會重懲蒙古人就肆無忌憚?！?p> “他們?nèi)肓酥性瓫]幾年就丟了弓馬騎射的功夫，成天只會享樂，奢靡成風，再加上沒有賺錢種糧的本事，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把持地方漕運。”
“這些蒙古豪強還往往會與地方漕運官吏結(jié)交，剝削曹工漕民無所不用其極，漕運官吏也與這些豪強互為表里，對運河中的往來船只上下其手，橫征暴斂以中飽私囊?！?p> “而這些豪強在地方上又有極大的影響力，即使丞相伯顏位高權(quán)重，也無法制止他們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種渠道影響朝廷決策。”
朱翊鈞覺得張誠的說辭有些模棱兩可，不禁追問道，
“這卻是奇了，終蒙元一朝幾乎無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運，那同樣也能掌控海運，他們又為何如此鐘情于漕運呢？”
張誠回道，
“皇爺或許有所不知，這海運的官吏只有三種人，一是海關(guān)稅儈，二是通州倉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尋不出另外的名目來安置。”
“而漕運內(nèi)河流經(jīng)多地，所涉大小官吏遠不止這三種人?！?p> “據(jù)奴婢所知，每年從大運河運送四百萬石漕米進京的過程中，加上所謂的“浮耗”，途徑的八省份大小官員無不利用自身權(quán)力從中漁利?！?p> “這一船漕米進京，沿途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譬如過閘過淮費、催儹費、剝淺費、屯官費、倉儲費，名目繁多，數(shù)不勝數(shù)?！?p> “且這些費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擔，也不會歸入朝廷財政，理所當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費者源源不絕的歲入來源。”
“這些費用還按照職位、權(quán)力的大小層層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費，則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無不利益均沾?！?p> “因此在忽必烈看來，漕運關(guān)乎的是國計，而在蒙古官吏、豪強看來，漕運卻是自己的衣食父母?！?p> 朱翊鈞道，
“難怪蒙元朝局搖搖欲墜之時，妥歡帖木兒竟還會撥出巨款開鑿新河，他或許是聽信了底下官吏的奏報，這才不惜工本地遣賈魯為總治河防使罷?！?p> 張誠點頭道，
“賈魯并非無能，只是治河一事，從來牽扯甚廣，據(jù)說蒙元時，有些地方官員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災為名，欺詐朝廷投入巨額治水資金?！?p> “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黃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財政撥款，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壩為名，向上級索要修繕經(jīng)費?！?p> “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萬兩的工程費用大部分都被河運官員中飽私囊。”
“這些官員得了好處，又可以拿著從漕運中賺到的銀錢去四處賄賂，打點升遷，濫邀官職?！?p> “這些官吏為從中漁利，甚至不惜抬高運河水位，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顧，昔年紅巾軍起兵于賈魯治水之時，則足可見蒙元漕運之亂象?！?p> 朱翊鈞終于明白了為甚么黃河從元朝治到了清朝，整整治了七百多年還沒治好。
漕運利益集團如此之大，牽涉官員范圍如此之廣，難怪即使是當年斗倒了高拱、風光位列首輔的張居正，也不敢與漕運集團正面交鋒。
“確實如此?！?p> 朱翊鈞緩緩道，
“漕運之事如此棘手，想來忽必烈也是束手無策罷?！?p> 張誠應道，
“縱使是蒙古人，也只有費心治、慢慢治，才能讓黃河一點一點地好起來?！?p> 朱翊鈞反問道，
“那最后蒙元的黃河好起來了嗎？”
張誠笑了笑，避重就輕地回道，
“皇爺有潘季馴這樣的能臣，在治水一事上，一定勝過蒙元百倍?！?p> 朱翊鈞低頭沉默幾許，忽然揚唇笑道，
“張居正也未曾勝過當年的妥歡帖木兒，蒙古人當然不會殺蒙古人，朕可不能單指望張黨來做事?！?p> 張誠心下一緊，
“那皇爺?shù)囊馑际恰?p> 朱翊鈞笑道，
“我朝有漕軍與長運法，于漕運上本就勝于蒙元，漕司領(lǐng)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相準，這些漕軍要是能派上用場，朕又何須另求人手來開鑿海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