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大明國情

　　“嘔～”

　　許多官員剛吃了一口，立馬嘔吐了出來。

　　陳淵吃得是津津有味，他在軍伍中生活過，什么難吃的東西沒嘗過？這點玉邊湯吃下去還不在話下。

　　眾官員中，揚州知府任育民的表現(xiàn)倒是可圈可點，在大家正為一兩口玉邊湯而掙扎的時候，他就著一些鹽巴，到是吃了大半碗。

　　“各位可吃飽了？”陳淵含笑著問。

　　“飽了飽了。”

　　眾官員們已經(jīng)是吐空了胃，難受之感到真讓他們不想再吃什么東西了。

　　“那好，那咱們就接著說事吧！”

　　衙役撤去碗筷桌子，大家回座廳堂，陳淵便接著話題說：“年前御旨，要求各地停止一切稅務(wù)清單之外的雜稅，但以稅務(wù)監(jiān)查司回奏的情況上看，有些地方根本沒把圣上的話放在眼里，苛捐雜稅仍然存在，其中現(xiàn)象最為嚴(yán)重者江南為先，江南之地最為嚴(yán)重者又以揚州為先，你們說說看，這是怎么回事？”

　　眾人一驚，背后冷汗瞬間就冒了出來，按陳淵的說法，他們是要戴上欺君罔上的帽子啊!

　　馬上就有官員出來辯解道：“總督大人，不是我等在下面搞什么陰奉陽違之事，只是賦稅收取，各地情況不同，如只按稅務(wù)清單上的，將很難完成朝廷任務(wù)，我們才沒照要求做。”

　　中國古代的稅賦收取，其實質(zhì)是一種包稅制法，中央政府將每地應(yīng)收多少錢提前估好，然后將數(shù)額任務(wù)下放到下一級政府，下一級政府再按同樣的方法向再下一級政府規(guī)定好任務(wù)，而下一層政府要怎么收稅，收多少稅，上面卻是一概不管。這也是為什么明朝中央政府明明定了很低的稅率，可到百姓頭上卻成了很大負擔(dān)的原因。

　　“稅務(wù)清單，是戶部依各地情況而定的，不存在任務(wù)與清單脫節(jié)的情況。此不過詭辨而已。”

　　陳淵直接揭了那官員的短，讓其頓時無地自容，馬上羞紅著臉坐了回去。

　　場面又一度陷入安靜，陳淵見眾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顯得有些生氣，微怒道：“苛捐雜稅，自是會產(chǎn)生一些多的銀兩，你們既然說不清為何要多收這些錢，那其中肯定是有貓膩了，難道說各位為了肥碩自己的腰包，才鋌而走險，不惜違抗圣令?”

　　“大人，”這時一直未曾發(fā)言的任育民終于是坐不坐了，立馬站起執(zhí)言：“話到這里，看來有些事我不得不講了?！?p>　　陳淵盯著他，見其胸膛起伏，胡須微抖，顯然是有憤言，于是便說：“任大人有什么話可直說，不必隱隱藏藏?！?p>　　“那總督大人就別怪下官莽撞了。大人深在宇內(nèi)，常伴御前，遠離事俗，可能有些東西您并不了解。如今官場之風(fēng)氣，可以說是處處用錢，官官愛錢。

　　一個州、縣每年在上交國家正稅之外多收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每年應(yīng)向上司分幾次進獻多少饋贈，辦理某一事務(wù)要送有關(guān)部門多少錢，都有慣例數(shù)字。

　　京官比較‘清貧’，因而進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對在京的同鄉(xiāng)、同年、同門、親友饋贈一番；京城的高級官員還有義務(wù)在三大節(jié)等重大節(jié)日向低級官員的同鄉(xiāng)、門生、故舊例行饋贈。剛剛釋褐的進士因為還沒來得及撈錢，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繞道去拜訪有同鄉(xiāng)或是門誼的地方官，實際上就是去討要饋贈，美曰名號‘打抽豐’。

　　每年進京朝覲，京城的御史、給事們號稱‘開市’，這一項又要花費巨大。

　　如今說到害民，都歸咎于我們這些地方官員不知廉潔，我們怎么能廉潔呢！我們的俸薪有多少，上司想方設(shè)法勒索，過往官紳要打抽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這些錢不能從天而降，我們不是只能在稅賦上下功夫了嗎?”

　　此話一說，馬上就引來了眾官的附和，任育民完全是說出了大家苦命的心聲。

　　任育民所講的事還真的是一大問題。在明代，官僚俸祿是相當(dāng)?shù)偷?，一個普通知縣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市價合銀不到十兩。即使官至最高級別的正二品的尚書，一月的俸祿也不過61石米。但一個官員的開支卻是很大的，除了養(yǎng)家糊口之外，還要有大量的上下應(yīng)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轎夫，要在各種場合擺出應(yīng)有的排場，更不要說奢侈揮霍以及在家鄉(xiāng)置辦田地房產(chǎn)了。可以說，一個不貪污不受賄又沒有大量家底資產(chǎn)的官僚，跟本就活不下去。其實上，如果陳淵沒有盛廣泉的支持，他在京城也很難生活。

　　既然朝廷的制度實際等于默許官僚貪污受賄，甚至是要求官僚貪污受賄，因而200多年來官場的貪污受賄有制度化的趨勢。

　　對于絕大多數(shù)官僚來說，貪污受賄不僅僅是為了維持起碼的正常的開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大發(fā)橫財。制度化的貪污受賄為常例以外的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因為從來沒有成文規(guī)定，“合理”的貪污受賄和“不合理”的貪污受賄根本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嚴(yán)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違法，按照洪武時定下的條例，“入人十貫”就應(yīng)判絞刑；但在舉國上下賄賂公行的情況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場上的人們也寧愿視而不見。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機會，特別是了天啟，崇禎時期，嚴(yán)重的政治混亂造成了大部分官員都是醉生夢死，能撈就撈，貪賄之風(fēng)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禎初年的時候，雄心滿滿的崇禎帝也曾想過整治一下貪污腐敗的問題，曾有一御史韓一良直接向崇禎帝點出了其中門道，甚至獻身說法，“大破情面”，但當(dāng)吏部尚書王永光要求其指出朝中貪污之人時，他又畏首畏尾，只糾出了周應(yīng)秋、閻鳴泰等幾個已經(jīng)被打倒的著名閹黨分子交差，讓崇禎帝大為惱火，最后這事只能不了了之。